后汉王朝的上层阶级被限定包括这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绅士，他们至少受过起码的教育，他们熟悉行为规矩。在社会学上，这个上层阶级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他们活动的地域为根据。某些家族世世代代产生郡县的下级官吏；某些家族世世代代产生省级官吏；另外一些家族世世代代活跃于京城和在中央政府任职。但是，这些活动等级之间的区分并不严格，那些有才华或有野心的人物很容易越过这些界限。
但是给地方精英——仅仅活跃于郡县等级的上层阶级中的那一部分人——作出适当的描述是困难的，因为使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地方权力结构与地方精英非常之少。所以，大量后汉史料对于这类人只提供了非常不完全的看法。地方实力派人物引起了那些面向中央的人们的注意，通常是因为他们滥用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干扰太守或县令收税或维护秩序的工作。尽管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地方精英是唯一重要的行使权力的人物，但是关于这些人物在他们村社中所起的作用则说得很少。
幸而保存下来的后汉数百件石刻铭文，提供了关于地方社会的比较详细的看法。这些铭文是为地方而书写的，为的是把对于特殊团体、村社或家族的有意义的事件或功绩记录下来。①其中有许多是县绅为了纪念调任别处的卓越的县令或者是为了纪念寺庙或桥梁的建筑而书写的。这些县级碑铭中有11件刻着发起人名单。例如，为纪念酸枣县令刘熊（公元2世纪）而立的石碑刻有一长串捐献者名单，按照这个次序排列：4名退隐的正规官员，32名退隐的州郡级官员，25名县级官员（这位县令以前的下级官员），15名荣誉县级官员，55名赋闲绅士和43名门生。②
如同别的名单一样，这个名单上的县里工程的捐献者大多数是在职或退隐的下级职员和“赋闲绅士”。虽然几乎没有一人因身为地方绅士或下级官吏的功绩而有资格在《后汉书》立传，但是某些著名人物有喜欢这种生活的亲属。马援（后汉第一代著名将领）的从弟喜欢这种绅士的简朴生活；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公元2世纪后期，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和两位元老的侄儿宁愿超脱于京城政界之外，分别选择了隐居的乡绅、学者和郡治下级官员的生活。③
从铭文看出，许多人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当地方绅士或下级官员而感到自豪，渴望关于他们成就和功绩的纪录能够保存下来。不过，他们也遵守内部等级制度。在大多数碑铭中，下级官员不仅使自己与他们上面的正式官员以及他们下面的赋闲绅士区别开来，而且把他们自己分成两个等级，在太守或刺吏下面供职的那些人为一级，在县令下面供职的那些人为一级。这种区别看来很重要。郡里的下级官员处于直通中央政府的阶梯的最低一级上；县里的下级官员没有这种地位。
在《后汉书》中立传的许多人以及其墓志铭保存下来的大部分人都是作为郡里的下级官员开始发迹的。铭文往往列举了依次担任的所有职务。例如，武荣（约死于公元168年）在完成学业以后，在省里当书佐；然后他在郡里任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和担任功曹的守从事，最后在36岁时被举荐为“孝廉”。①此外，在同一家族中，某些人可能顶多不过高升到郡里或州里的下级官员，而其他人则可能成为正式官员。
下级县吏常常从下层社会选拔。碑铭没有提供那些在县里的下级职位上任职（或公认任职）的人们然后擢升到较高职位的例子；也没有在郡里当下级官吏或正式官吏的人们承认他们的父亲或祖父是下级县吏的例子。《后汉书》在叙述这样一些实例时，通常也包括一些不常见的情况。下级县吏擢升的最平常的原因是在他管辖的地区遭到进攻时他显示出军事才能。大多数这样的例子发生在这个王朝的初年或末年，当时战事频繁，非常需要有能力的官员。
如果军事才能不是一种因素，个人的抱负则起显著的作用。一个适当的例子是著名学者郑玄（127—200年），他年轻时曾任下级县吏。在他父亲眼里，这个职务是非常合适的，而认为郑玄对于学业的爱好是不足取的。但是他父亲的反对未能阻止郑玄在学术上的抱负，他终于放弃这个职务，到京城继续求学。②因此，如果从地方精英（而不是像王符和王充那样的文人）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地位的变动，决定性的步骤是到县外去发迹。对于想一生留在家乡的人来说，县里的职位是令人满意的；对于想侧身较高集团的人来说，最好是到郡里觅求一个下级职务，或者甚至到京城去完成学业和碰上重要人物。
我们的全部史料显示出亲属关系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如上所述，《后汉书》提到了郡县大姓或名门。以慷慨行为和受人尊敬而闻名的人物反复被描述为给他们本地亲属赠送财物。但是，通常从《后汉书》看不出是不是地方上的整个亲属集团都属于地方精英，或者他们只有少数人是精英，其他人则是普通平民。石刻显示出，在许多场合大批同姓或同宗人积极参加县里事务。在关于钟姓亲属修缮神话中的贤明尧帝及其母亲庙宇的工作的两份记录中发现了最明显的例证。①
城阳钟家无人在《后汉书》立传，但是在公元2世纪中叶，钟家有一位退隐大臣，他组织钟家的“贫富”亲属参加这些事业。进行捐献的有4名正规官员、6名州级和郡级下级官员、19名下级县吏和一名青年。因此，钟家可能有许多贫穷亲属，他们只能捐献劳动力，但是至少有29名成年男人拥有某种官员身份；不过其中2/3是县级官员，他们在县里可能是靠勤勉获得职位。
民用铭文很少详细说明人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但是，往往有那么多同姓人，以致能够合理地推断出某种亲属关系。例如，在作为对一位被调职县令表示敬意于公元186年建立的碑刻发起人而列举的41人中，有26人姓韦，12人姓范。②这样的县级工程发起人名单总共有11份，而且除了其中两份外，至少有一个家族的姓经常出现；在其中四份中，有一个家族的姓占这些名单中的姓的20％以上。在有100多个姓的三份名单中，每份名单都证明几家名门以及同一姓的官员、下级官员和非官员同住一地。例如，为对一位县令表示敬意而于公元185年建立的一块碑刻的157名发起人中，24人姓李，14人姓苏，13人姓尹。①表18的数字表明四个地方亲属集团中存在着官员、下级官吏和没有官职的人。②
表18 县里发起人名单上推测为亲属的官员地位
上层阶级中庇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
后汉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有许多染上了庇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的色彩，这种关系使人们从等级上发生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被保护人有两种主要类型。③“以前的部属”阶级总是产生由别人指定或推荐职务的人。中央政府的少数高级官员在其衙门拥有大量职位，他们可以自行挑选人员来担任这些职务。太守、刺吏和县令也可以委派数十名下级职员。特别是太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他举荐地方人士为“孝廉”，因而能够和日后在官僚机构中也许会高升的人们建立恩惠关系。第二类被保护人称为“门生”。在理论上，这些人蒙受庇护人的恩惠，因为他们接受了他的教诲。庇护人可能是真正的恩师，但是正式官员也收受门生——被保护人，门生投奔他们，不是为了获得教诲，而是寻求帮助和庇护。
公元2世纪期间，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日益巨大的政治意义。这种发展也许是私人关系和惯例获得巨大重要性，而官方的和公共的关系则被认为不大重要这样一种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同这种新情况有关系：孝顺和公共责任感的美德已被列为人的价值的尺度。正像指望一个人始终忠于他的亲属和他的邻人一样，他也应该铭记他以前的恩师和长辈。
特别在公元89年以后，因外戚上升到执掌大权而出现的政治生活的变化，使得保护关系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外戚大将军掌握的权力主要在于他们能够操纵对于数百名官员的任命。即使外戚的某些大将军也真心诚意试图招募一些受尊敬的人物，但是，人们仍有理由怀疑他们任命的人物，所以，一旦他们的外戚保护人垮台，他们通常被赶出官府。随着2世纪40年代梁家权力的巩固，许多官员和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开始相信政治上的决定不会对他们有利。由于试图找到种种办法来更使人们觉得他们拥有势力，他们开始强化他们自己的保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这最初表现在太学中，太学的门生在少数活跃的宗师的领导下，开始对官员的虐待提出抗议。
随着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结果出现为了获得渴望成为被保护人的人们的竞争。据徐榦（171—218年）记载，大臣、太傅、刺史和各郡太守不注意朝廷事务，而专心致志于他们的‘宾客’。①足以在《后汉书》立传的重要人物在其经历中几乎都曾谢绝本地郡的职位或京城高级官员的举荐。这不是说获得这样的职位是不光彩的事情；倒不如说，人们希望担任和选择愿意接受的职务，并且在自愿的基础上和自己的上级保持关系。
任何被保护人所承担的一个义务就是在保护人去世时必须去吊孝，并且尽可能参加葬礼。被保护人后来还常常捐款立石碑。为公元161年去世的蓟州刺史立的石碑列举了193位“门生”，他们都来自他的管辖区域。泰山都尉孔宙（公元104—164年）的石碑是10个不同郡的43位门生——被保护人立的；4位部属来自他以前任职的地区；4位部属来自他的泰山衙门；10位门生来自八个郡，也许他们是真正的门生；一人是“以前的平民”。资深政治家刘宽（公元120—185年）的石碑列举了遍布华北华中各地的300多位门生——被保护人的名字，其中96位是当时在职官员，包括35位县令和11位太守。另一块单独的石碑列举了他“以前部属”的名单；这块石碑刻着从高官以下的50余人的名字。①
我们可以从这些名单上看出关系网形成的途径。绅士们可以自行依附于他们本地或邻近地区的任何地方官吏，而成为他们的门生——被保护人或成为他们的下级官吏。这些地方官吏依次不仅同他们的上司具有公务的和私人的关系，而且也同其他正式官员、特别同他们以前的上司或保护人保持私人关系，而其中的某些上司或保护人依次又可能同朝廷里的重要人物有联系。在为高级官员或著名宗师送葬时，可能有数千名被保护人聚集在一起，以增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在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狂热关系达到极点时，人们甚至可能为只担任过他们几天太守的某人的母亲披麻戴孝。②
上层阶级增强的凝聚力和自觉性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自认为绅士（士）的人群扩大了。地方精英分子开始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士，即使学识平庸之辈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在地理上彼此分隔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集中于本地，他们仍然不仅从共同集体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而且也认为自己是全国的文化、学术和政治事务的参加者，即使是非常间接的参加者。①在随后诸世纪中，“士”的上层阶级的力量和凝聚力被证明比起作为中国文明一体化基础的政治或经济的中央集权更为持久。
为了对地方精英分子表示尊敬而立的石刻碑文证明，绅士的理想扩大了。这时碑文表明地方精英分子共同具有表现在“笃行传”中的价值观——孝顺、敬服和淡于名利。当然，碑文并不表明人们实践了有教养绅士的所有这些美德，但是碑文确实表明人们共同具有一个绅士应该如何立言行事的自觉性。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82年的一块殡葬石刻，这件石刻看来是一个主要部属亲自撰写的。50000439_0687_1②
〔孔君〕年轻时学习过《礼经》。他遭逢人相食的普遍苦难时期，他构筑一小茅屋，因采集野菜赡养双亲而消瘦。他厚道、仁慈、直爽、朴素和忠诚，所有这些美德都是他的一种天性，没有一件是他后天学到的。〔后来〕他境况稍佳，他想起他的祖母……他为祖母重作棺材，建一庙宇，在庙旁种植扁柏……他的幼弟品德善良，但不谙世务。〔孔君〕把幼弟请来和他住在一起四十余年。甚至自己借钱用时，他对弟弟却慷慨大方……他的美名四扬，县里请他当主簿，后又到功曹任职……③
可见，历代祖先无人作官、自己只当过下级县吏的人有权要求获得荣誉，因为他屡次尽孝道和为人慷慨大方。
地方精英往往以他们中间有一位具有这些特质的人物而公然自豪。南阳有58人全都是以前的下级官吏或赋闲绅士，他们捐资为当地一位学者或教师娄寿（公元97—174年）立碑。娄寿的祖父是正式官吏，但他的父亲却过着“安于贫困”的生活。娄寿本人被描述为好学，是一位善于与人相处而始终受人尊敬的热心人。他欣赏隐士生活和山间的雾霭，不巴结权势人物。他拒绝了郡县的所有邀请，不为高官厚禄的念头所动心。①
教育无疑是扩大有教养绅士理想的重要方法。一些正直的官员常常被描写为鼓励地方人民养成高尚的行为和学识的人。例如，何敞在任太守时，试图使该地的下级官员变成绅士。他不囿于严密的法律观点，而是按照《春秋》的原则判决诉讼案件。在他的影响下，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们都回家去侍奉双亲，或者了却丧葬事宜。两百余人散发部分家财。有趣的是，何敞不是把文化送到国家的边远地区，而是带到中原的一个贫瘠之地，即汝南。
其他官员非常强调熟读经书。将近汉末之际，当令孤邵任弘农太守时，该地没有一人熟悉经书（尽管近来有人试图宣扬例如公元175年的熹平石经）。因此，他征求一位下级官员到临近郡的一位老师那里去学习，当他获得基本知识以后，便要他当老师。另一些太守把有出息的人送到京城求学。例如，当杨终（死于公元100年）13岁是四川某郡一位低级职员时，太守赏识他的才华，把他送到京城。②
尽管荣誉应归于热心的县令和太守，但是好学之风似乎在整个后汉时期持久不衰。奖赏是丰厚的。在社会上，正式就学于某位宗师，此人便成为有教养的绅士；在政治上，这开辟了为官的门道。全国各地有专职学者和官员从事教学。《后汉书》几十处提到一些宗师拥有1000余名门生，还有更多的地方提到一些宗师拥有数百名门生。正史数次出现有天分孤儿的故事，他们虽然无力偿付学费，但却能遇到老师。这些故事被记载下来，以资鼓励人们，但它们也说明学习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①
上层阶级的自觉性由于文学著作而进一步加强，文学著作对于绅士中的个别人物或团体进行非难和评价。这些著作模仿在整个后汉时期流行的“笃行传”的某些惯例，而且它们表示了比较自觉和比较成熟的阶段。一个早期例子是孔融（死于公元208年）的短论，他的短论把颍川和汝南绅士的优劣作了比较，这两个地区在朋党运动中产生了许多领袖人物。孔融短论中保留下来的记载有如下述：②
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颍川士虽多聪明，未有能〔古代〕离娄并照者也。
汝南袁公著为甲科郎中，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人们不仅对当时或本地的绅士进行评论，而且还撰写他们的传记。最初编辑这些传记的是赵岐，他在党锢期间被放逐。③当由于叛乱而撤消他的放逐时，他担任军事指挥官，公元201年逝世时90余岁。他的著作《三辅决录》包括后汉期间他的家乡地区，即长安周围三个郡的人物传记。他对他家乡地区的绅士用这样的言论作了总结：“其为士好高尚义，贵于名行。其俗失则趣势进权，唯利是视。”④
当时一位年轻人王粲（公元177—217年）写了一本受欢迎的著作《汉末英雄记》。在随后一个世纪中人们继续大量写作这样的传记集。①
上层阶级演变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公元2世纪50至70年代的朋党运动。出身极为不同的人们响应朋党领袖的号召，因为他们已经自觉地成为绅士，因而对于国家的道德引导负有责任。这种政治议论的结局，即166至184年对于党人的迫害，又毫无疑问地增进了这些人的自觉性。尤其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大批善于辞令、精力旺盛、对政治感兴趣而又不能担任官职的人们。再也不能从人们的特性和相应的政治活动的标准来确定有教养绅士（士）的社会地位。许多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物，包括反抗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担任官职，不能把自己看成是政府机构的成员。作为他们社团的领袖和他们培育的价值观的支持者，他们唯一残存的作用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
按理来说，一旦被免职，鼓动者便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中央政府的心目中已经失宠，他们影响的范围将明显地收缩到他们家乡的城镇。但是，没有发生这种情形。党人在没有职务关系作为中介的情况下，保持他们在全国的联系。即使“有教养绅士”以前不完全了解他们自己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这一点现在已经是人人都清楚了。
汉亡于公元220年，这个年代不标志社会和经济趋势方面的任何变化。但是这个年代有助于观察过去两百年间发生的变化，因为北中国的两个新统治者曹操（公元155—220年）和曹丕（公元186—226年）采取了正式承认社会结构中的变化的政策。这一章指出两个主要变化：第一，地方社会的改组和农业生产的调整；第二，上层阶级这一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起着重要作用、不依赖官府——它的成员可以去任职——的社会集团扩大和加强了。
曹操采用建立大规模农业戍屯军（屯田）的办法来对待已经变化的农业的社会基础。这种制度承认两种发展。第一种发展是贫苦农民不愿意或不能回到荒废的田地上去自己谋生。因为必需求助于掌握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人们的保护，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若干利益和放弃自己的许多自由，以换取自己的安全或幻想的安全。为了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曹操或者鼓励地主把他们的依附者安置在荒废的土地上，或者利用政府的力量把无地农民集中起来，组成一些聚落，把他们作为国家依附农民安置下来。这两种方针他兼而用之。李典（盛年期190—210年）拥有3000余名依附亲属和追随者，他被鼓励把他们安置在河北南部遗弃的土地上。①在其他地区，移居者是由政府分配到那里的半复员的士兵。
导致这种安置政策的第二种发展是政府需要增加除人头税之外的岁入。忽视大庄园主的经济和社会实力（他们能够全面抗税，同时把大部分税收转嫁到个体农民身上），简直等于减少收入。曹操却另有办法，他模仿庄园主，像他们那样雇用佃户和依附者来获得收入。因此，即使不能完全控制豪右，税吏对他们的财产和田产又无能为力，政府仍然能够从“官田”上获得固定收入。②
曹操和曹丕鉴于上层阶级结构的变化，改革了官员招收制度。这种新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后来因它使得名门豪族出身的人们享有莫大优惠的贵族偏向而闻名。但是，起初它对于上层阶级的自治似乎是一种让步。地方舆论关于个别人的一致意见被认为是挑选公职人员的适当的根据。①在每个郡县，地方上一位声望很高的人物负责对当地绅士按照其才干和正直的名气进行评价。政府就按照这些评价来任命公职人员，因而默认上层阶级自行吸收成员和自行证明合格。在以前的半个多世纪期间，各级官员由于害怕主要文人学士和有教养绅士的嘲笑，他们的行为还有某种范围的克制。在九品中正制度下，他们评价的合法性得到承认，但是他们一旦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同时被授予选拔不受评论的候选人的责任。
① 从村社的角度或者从村社关系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的日本学者几乎都认为这些变化是当然的。简短的英文讨论见平中苓次：《田租》，第67—69页。也见以上第10章。广泛的分析见好并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东京，1978），第33—36、123—158页。也见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东京，1960）；川胜义雄：《汉末的抵抗运动》，《东洋史研究》， 25∶4 （1967），第386—413页；五井直弘：《后汉王朝和豪族》，第403—444页。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法的中国学者常常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论述。见贺昌群：《汉唐土地所有制》，第131—211页。 ① 《后汉书》卷七七，第2489页。关于蛮横的地方血缘集团更多的例子，见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和伦敦，1972），第455—459页。 ② 《隶释》卷三，第4—9页。 ① 见以上第5章《叛乱与战争》；第16章《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② 霍华德·利维：《黄巾教和汉末的叛乱》，《美国东方学会会刊》，76∶4（1956），第214—227页；石泰安：《论公元2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1—78页；关于这些运动中宗教和思想的含意，见以下第16章《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③ 《三国志·魏书八》，第263页以下。也见上文第5章《曹操的晚年》。 ④ 关于这个问题，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1955），第3—29页；见贺昌群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关于宗族宗部的商榷》，载《历史研究》，1956.11，第89—100页。 ① 见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5），第443—450页。 ② 《三国志·蜀书一》卷三一，第866页；《三国志·蜀书十一》卷四一，第1007页；《三国志·魏书十一》卷五六，第1309页。 ③ 例如，见《三国志·魏书十一》卷十一，第340—341页，关于田畴（公元169—214年）的功绩：他把五千余户避难家庭组织起来，赢得它们的父老赞成二十余条法律。 ① 关于公元220年以前制止刘节专横行为的企图，见《三国志·魏书十二》卷十二，第386—387页。 ② 关于这种区别，见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05—472页；贺昌群：《汉唐土地所有制》，第166—211页；五井直弘：《后汉王朝和豪族》；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63—249页。 ① 《全后汉文》卷十三，第5页。桓谭著作残篇译文载蒂莫特斯·波科拉：《〈新论〉及桓谭其他作品》（安阿伯，1975）。关于引证的这节文字，见第15—16页。 ② 见《风俗通义》卷三至五。关于《后汉书》中复述轶事的传记的例子，也可在《风俗通义》中找到，见《后汉书》卷五三，第1746—1750页；《后汉书》卷三九，第1294—1295页；《风俗通义》卷三，第8页；卷五，第10、11页；卷四，第11页。 ① 《后汉书》卷二七，第930—931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1477页。 ① 《论衡》三十（《自纪篇》），第1196页以下。（福克：《论衡》第1卷，第80页）。 ② 《后汉书》卷四九，第1629页。 ③ 《论衡》十二（《程材篇》、《量知篇》和《谢短篇》），第535—577页（福克：《论衡》第2卷，第56—85页）。 ④ 《论衡》十二（《程材篇》），第547页（福克：《论衡》第2卷，第65卷）。 ① 《潜夫论》八（《交际篇》），第335、337页以下。 ② 《潜夫论》一（《论荣篇》），第34—35页。关于丹，见高本汉：《书经》，载《法国远东学院学报》，22（1950），第11页。 ① 原书缺注。——译者 ② 《后汉书》卷十八，第675页以下；《后汉书》卷四一，第1395—1403页。 ③ 《后汉书》卷五八，第1865页。于定国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后汉书》卷七一，第3041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四八，第1614页；《后汉书》卷三一，第1109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23页。 ② 《后汉书》卷四六，第1543—1546页。 ① 埃伯里：《后汉石刻碑文》。 ② 《隶释》卷五，第15—23页。 ③ 《后汉书》卷二四，第838页；《后汉书》卷四五，第1525—1527页。 ① 《隶释》卷十二，第7—8页。 ② 《后汉书》卷三五，第1207页。 ① 《隶释》卷一，第1—4、8—13页。 ② 《两汉金石记》卷十二，第1—7页。 ① 《两汉金石记》卷十一，第11—17页。 ② 三份发起人名单中（每一份包括100多个姓名），只列举姓苏、姓尹、姓沈和姓田的人物。由于这些姓名不如在这里没有列举的李、杨、王、张那样普遍，他们可能是真正的亲戚。 ③ 关于详细情形，见埃伯里：《后汉时期庇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03∶3（1983），第533—542页。 ① 《中论》b，第23页。 ① 《隶释》卷七，第1—2、4—7页；《隶释》卷十一，第1—6页；《隶续》卷十二，第5—8、18—21页。 ② 《风俗通义》卷三，第2页。 ① 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从思想史的观点讨论了这个问题，《新亚学报》，4∶1（1959），第25—144页。 ② 《隶释》卷五，第5—7页。 ③ 引文系根据英文回译。——译者 ① 《隶释》卷九，第9—12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三，第1487页；《后汉书》卷四八，第1597页；《三国志》卷十六（魏书十六），第54页（见裴松之的注释）。 ① 关于学习制度的确立，见以下第14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② 《全后汉文》卷八三，第10—11页。 ③ 见以上第5章《大放逐（党锢之祸）》。 ① 关于王粲，见《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卷二一），第597页以下。这些后汉著作没有一部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是其中的片断被大量地引证于其他史书，特别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刘峻的《世说新语》注；关于《英雄记》的引文，见《后汉书》卷七四上，第2373页，注1；第2374页，注2；第2375页，注3；关于《汉末名士录》的引文，见《后汉书》卷七四上，第2376页，注2。关于《三国志》，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关于《世说新语》，见理查德·马瑟：《世说新语》（明尼阿波利斯，1976）。 ①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十八），第533—534页。 ② 关于这种政策，见马克·埃尔文：《中国过去的模式》（伦敦，1973），第35—41页。 ① 关于这种制度，见唐纳德·霍尔兹曼：《中世纪中心制度的起源》，载《高等实验学院论文集》，Ⅰ（巴黎，1957），第387—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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