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编纂不限于各种行政区域。还有专门写山岳、湖泊、寺院、道观和书院的。它们一般仿照其他方志的写法。
除通志（省志）外，有少数杰出的关于某些较大地区的作品。它们包括何乔远的《闽书》（1630年，8.13.4），这是一部内容广泛的关于福建的专著，起自古代终于1620年，特别著重于明代。是书分22门，包括地志、建置、风俗、版籍、在福建任职的文武官员、考试、福建的知名男女，还有关于琉球群岛、植物、动物和本地出产的描述。每一门的材料按府、县排列。内容的范围和材料的编排严格遵照通志。然而，没有一部明代的通志像《闽书》那样详尽与全面。曹学佺的《蜀中广记》（晚明，8.16.2）是一部大文集，包括12篇专论，涉及四川的各个方面，采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格式。大多数材料选自较早的文献，下限至明以前。与明代有部分关系的五篇专论是谈名胜、边防、州府、风俗和方物的。
除方志外，有少数作品论述一个具体的府或县。其中有几部是由在该行政区任职的官员写的，这些地方长官通常也是方志编纂的负责人，他们从一府之长或一县之长的角度谈论该地区的管理问题。他们的观点与绅士的观点不同，前面已经谈到，绅士常常影响方志的内容。这些重要论著一般都收在作者的文集中，很少能单独得到。1570至1573年任福建泉州府惠安县令的叶春及写的《惠安政书》（8.13.3），和1558至1562年任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令的海瑞②根据他在淳安的经验写的《兴革条例》，就是两种这样的作品。③两位作者，特别是海瑞，是严峻守法的官员，热心保护老百姓，制止绅士的非法行为。因此，他们的说明对了解中国16世纪时的地方状况特别重要。
另一类材料，比方志的范围更小，只包括家族或氏族，名称很多，有家谱、家乘、宗谱、族谱等。虽然许多平民家庭早在宋代就已经编写家谱，但到16世纪才变成一种普遍的习俗。④王世贞在评论明代历史编纂工作⑤时特别提到作为史料的家谱，表明明代史家知道它们的重要。然而，《千顷堂书目》的作者显然没有特别注意这类著作。在这个目录的谱系类，⑥开列了约120个书名，其中只有70都显赫家庭的家谱，排除了宗室。我们可以推测，编成但未出版的族谱、宗谱或家谱的实际数字要大得多。
⑥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4—208页。 ① 见裘开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明代类书概述（上）》，《清华学报》，新版，2，2（1961年），第93—115页。 ② 有现代重印本，6卷（台北，1970年）。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55—1357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3—85页。 ⑤ 有现代重印本，30卷（台北，1971年）。 ⑥ 见傅吾康：《介绍》，第310—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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