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几种传记集与上述两种相象。这类传记集通常按下面的类目编次：宗室，京官（通常按官职再细分），地方官，武官，具有突出道德品质如忠义或孝义的人，儒林，文苑，隐逸，佛道，也许还有烈女和外国。在每一类中，大致按年代编次。但是有一类大型传记集如过廷训的《本朝分省人物考》（1622年，3.1.5），是按照人物原籍所在的省份和州县编次的。⑤这部著作的存在，说明明代学者知道乡土关系在政治史中的重要性。
许多传记著作局限于以某种道德品质著称的人，特别是为效忠明朝而牺牲生命的人（3.2.4，3.2.6），如为了建文皇帝（3.2.1，3.2.2），为了天启年间的政治斗争（3.2.3，3.2.5），或为了明末时反对内外敌人（3.2.7—10）。
还有一些传记著作是专门收官吏的。其中的几部仿照朱熹的《名臣言行录》，从别的著作中选择著名官吏的传记材料并加以分类（3.3.2—8）。这类著作中规模最大的是徐开任的《明名臣言行录》（1681年，3.3.2）。这部作品包括整个明代。另一部这类著作是李贽的《藏书》及其续集《续藏书》（3.3.15）。这部著作的新颖之处不在于它所述的历史人物，而在于他对历史人物所作的评价。①
一种用不同的方法介绍官吏的传记材料的著作，以16世纪晚期雷礼的《国朝列卿纪》（3.3.12）为代表，它在形式上接近于论述政府机构的著作。②它包括引言性的论述各政府官员的文章、有任命日期的职官表和官员们的传记。职官表比其他著作中类似的表更加完备。这种形式的传记著作很希罕，但却是非常有用的。 ①
有些传记集专收一个特定地区的人，如祝允明的《苏材小纂》（3.5.1），朱睦■的《皇朝中州人物志》（1568年，3.5.2）。有些限于一个特定时期，如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3.6.6）。②最后，还有分类人物传记，如学者、诗人、方伎（3.4.1—5），军事长官（3.7.4），宗室成员（3.7.3）。最杰出的学者传记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3.4.6），前面已经提到。③
⑧ 已故海因茨·弗赖斯在他未发表的论明代宦官的政治作用的资格论文中，详尽阐述了这个题目。又见乌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1568—1628年）：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安阿伯，1968年。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0—312页。原文引自《修史条议》[231]，在刘承幹编的《明史例案》[347]（1915年；复制重印，北京，1982年）中，题为《徐健庵修史条议》，见该书卷2，第10叶。徐乾学为他的历史编纂评论写的序言，可以在下列书中找到：《明史例案》2，第1叶和徐乾学的《憺园文集》[232]（1697年；重印，《清名家集汇刊》，昌彼得编，台北，1979年），19，第20—21叶。 ① 浅野忠允：《明实录杂考》[1]，《北亚细亚学报》，3（1944年10月），第254—285页。 ② 关于尚存手抄本的传播和两种刊本的起源，见傅吾康：《介绍》[172]，第22—23页；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第91—115页。 ③ 黄虞稷（1629—1691年），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5—356页；《千顷堂书目》[260]（17世纪后期；重印，《适园堂丛书》，1，台北，1967年），177，第1—6页。据编者张钧衡的跋，这个目录是《明史·艺文志》[41]的主要资料来源。又见王遵通（音）：《黄虞稷（1629—1691年）<千顷堂书目>史部新校注本》[556]，学位论文，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68年。 ④ 关于《大明日历》，见本章注[52]及有关正文；关于《宝训》，见本章注[59]的有关正文；关于《三朝要典》，见本章，《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关于万历朝起居注，见本章，《国史馆》。 ⑤ 牟复礼：《诗人高启，1336—1374年》[399]，第162—16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97—698页和第1227页。李晋华在1932年发表一篇《明代敕撰书考》[320]，见《哈佛燕京国学引得丛书补编》，3。 ① 《皇明祖训录》[386]（6.1.12）（1373年；重印，《明朝开国文献》，台北，1966年），第1686页。 ② 酒井忠夫在他渊博的《中国善书研究》[443]（东京，1960年）中，列出56种这类官方出版物的有注释的名单。 ① 见本章，《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 ② 见本章注[92]。 ③ 关于“综合体”，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书的结构》[609]，第44—59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