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统治的初期，横阻在他面前的最紧迫的事情是收入不足。1506年5月他命令户部调查国库的情况。户部尚书报告说，岁入银两定额定为每年150万两，而支出银两定额定为100万两左右。当这两种定额都实际达到时，保存银锭的太仓藏有的结余应在200万到400万两之间。但是，由于拖欠和免征，预期的税收很少能收足；而到16世纪初年年度支出银两已达每年500万两。
当皇帝拒绝用他的任何个人收入偿付任何支出时，情况变得更糟了。明代皇帝的惯例是用他们自己的款项支付赠品和奖品。1506年7月，户部尚书韩文（1441—1526年）抱怨说，皇帝的父亲为了他即位时的赏赐，只从户部库中动用了30万两银子，而这位年轻皇帝只这一项用途就已花费了140多万两，全部是从户部库中支付的。
朝廷官员们除了提出节约的办法外，没有提出增加收入的其他建议。相反，太监们提出了许多常例之外的增加资财的方案。皇帝由于需要更多的钱财，乐意实施它们，而不顾他的大学士们和尚书们的反对。这些方案大多数涉及新的租税、通常的运输税、牲畜饲养和荒地税，以及皇庄土地的附加税。他照例批准这类方案，但仍然感到缺少资金。
1 《明史》[41]，176，第4676页。 1 黄章健：《论〈皇明祖训录〉所记明初宦官制度》[241]，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年），第77—98页。 1 见彭时：《彭文宪公笔记》[423]（15世纪后期；重印，《纪录汇编》，126号，1617年；重印，《丛书集成》，2796号，上海，1936年），第14叶。《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99页把它说成是“摄政委员会”，这夸大了它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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