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九大应该标志着恢复正常状态：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内乱得到控制。早在1968年10月，毛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④谈到前途时，说，要“继续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⑤，也就是建立一个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对胜利者（如果不是对受害者）来说，当他们能够最后重写历史时，文化大革命到此便应该结束了。1969年这一年，原预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一个新的开端，就像20年前的解放那样。
但假如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它本应预示的平静却是短命的，就像人们用这一名称所形容的1934年苏联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那样。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精英们之间决定谁有权塑造未来的权力斗争，它就远未结束，而且实际上不久就发生了更危险的转折。斗争将在三个领域展开：党的重建；国家机构的重建；以及外交事务。在所有这三个领域的斗争背后，是权力上升召致的波拿巴主义的幽灵。
党的重建
由于所有正当组成的基层党委都遭到破坏，参加九大的代表恐怕只能通过地方革命委员会和“造反派”组织“协商”产生，①或简单地根据上级的指定。②既然解放军控制着革命委员会，③军队代表人数在九大急剧增加，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随着许多解放军干部在九大上得到提升，地方党的建设过程反映军队占优势的现实，就更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早在1967年10月“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批示中，毛就指示，党组织应该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号召开始党的重建工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重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号召。虽然中央领导人希望从基层开始重建，1970年又大力宣传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以及上海国棉17厂的整党经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①但各地的党组织仍然难以建立起来。
到1969年下半年，整党重点转到县市一级，但即使在这一级，进展也十分缓慢。1969年11月到1970年11月，全国2185个县中，只有45个县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大概认识到从基层建党的做法已经失败，中央领导人指示先在省一级建立党的委员会。1970年12月，的故乡湖南省第一个建立了省级委员会，华国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到1971年8月中旬，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党的委员会，解放军在其中占有明显重要的地位。29个省委第一书记中，有22个由解放军将领担任；各省级党委中62％的干部是军人。②
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报道，在党的重建过程中，清除了大批老干部，同时接纳了大批具有破坏性的“造反派”分子。1968年5月发动了继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场运动重点虽是清除极左派分子，但据说网撒得太宽，无辜干部也遭到打击。③毛对运动的发展趋势很不满意。看来他本是希望对有经验的干部进行再教育后恢复他们的名誉，重新起用，以此作为恢复秩序和凝聚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和军队显然没有接受毛的指示：要他们帮助重建文职官员的党，使党恢复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④早在最后几个省委组成之前，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解放军要像控制省革命委员会那样控制省委。而且，也表明他要控制省和国家的核心组织。
重建国家结构
1970年3月8日，毛提出了他的重建国家结构的意见。他提议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和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再设国家主席。第二天，政治局同意了毛的意见，并在3月16日确定了有关四届人大会议和修改宪法的几项原则，送交毛审阅，得到了他的赞同。3月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充实业已同意的事项。但不久亲自参与了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4月11日，他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并请毛担任国家主席，否则“就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①而在1959年，就把此职交担任。很快拒绝了这项建议，并在4月12日告诉政治局：“我不能再任此事，此议不妥。”在4月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又引用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个历史故事进行类比，第三次明确表示他不会担任国家主席，并且主张不再设置国家主席一职。
然而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活动。他在政治局的两个军队里的盟友，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是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5月中旬，林让他们在宪法修改草案里写上国家主席一款。尽管7月中旬毛第四次表示反对，指出不可因人设事，林的夫人叶群在幕后仍不断要林的支持者们提出设国家主席。叶抱怨地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往哪里摆？表明如果毛继续拒绝担任此职的话，对国家主席一职有兴趣。
为什么毛在党章里正式确定的接班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抗他呢？为什么林要求得到国家主席这样一个没有实权的礼仪性职位呢？须知当国家主席的威信并不比他在党内的地位高到哪里。菲利普·布里奇海姆认为，新宪法将使在政府中的位置低于周恩来，周是总理，而他只是副总理、国防部长。而且，这暗示毛正在仔细考虑确立林、周联合领导来接他的班，这使很沮丧。②我们也可以认为，毛曾经担任过国家主席，给这个职位抹上了一层光辉，从而使它成为比总理更高的职位，而且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国家主席的经历也已经表明，它意味着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曝光，并保证了值得重视的知名度。
不管怎么说，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件事中的行为，关键是反映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他的性格和疾病所造成的相对孤独，又可能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①早在1966年他就已经作为毛的主要伙伴出现，但他仍然要求得到从来没有给予的保证，在党章里确定他为接班人。现在他又希望当上国家主席，寻取进一步的保障。撇开个人心态不说，这种不安全感可能部分地源于一种担心，即他的权力上升的方式是不合法的，而且他同辈的领导人中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对此忿忿不平。如果他对毛的支持充满信心，这也倒无关紧要。但毛曾向他建议，既然他（林）也老了，他也应该有一个接班人了，张春桥将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对此他实在感到不安。②覆灭以后流传出来的文件表明，他似乎已经把毛看成一个随时准备在他最亲近的伙伴背后捅上一刀的人：
今天他用甜言蜜语诱惑你，明天就会捏造罪名置你于死地。……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你是否明白）那些他最初支持的人，谁最后没有被他宣判政治死刑？……他以前的秘书，不是自杀就是被捕。他的少数几个亲密战友或可以信赖的助手，也都已经被他送进监狱。③
那么，为什么胆敢公然反抗毛呢？可能他认为主席会宽恕；可能他想利用这个问题试探一下毛对他的态度；也可能因为那些聚拢在他周围的军方伙伴，使他感到自己现在已强大到足以迫使毛让步；毕竟，由于红卫兵的得势，毛曾经依靠人民解放军，但后来将军们对局势的忧虑，又促使毛对他们进行了压制。难道将军们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不能用来促进国防部长的利益吗？
进一步说，在追求国家主席一职的过程中，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盟友陈伯达，毛长期的意识形态顾问和一段时期的政治秘书。①陈从1966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起，就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这证明了他和主席的亲密关系。不久他就擢升到中央领导层的第四位，紧靠毛、林和周恩来之后，从九大上摄制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地位。然而一年以后，在多年忠诚地为毛服务之后，陈却选择支持，向毛反复讲的观点进行挑战。
一种解释是，1969年下半年解散中央文革小组，剥夺了陈在九大后的群星中的明星地位，他可能已经感觉到反对极左派的运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②同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结成的支持毛的同盟，由于1966—1969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已经瓦解了。这可能使陈伯达感到孤立。上海左派张春桥、姚文元，通过（毛的夫人）这条线同毛联系；确实，年轻的姚似乎已经取代陈伯达，成为毛宠爱的文件起草人。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姚，甚至都曾是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在筹备九大时，陈最初被选为的政治报告的主要起草人，张和姚做他的助手；但当陈不能及时完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草案时，张和姚取代了他的工作，康生负责监督。康长期以来一直是毛在内部安全领域的助手，与是同乡，并有密切联系，陈伯达似乎已对康的这种联系怀有妒忌心。①
另一方面，以解放军为基础，巩固了他的地位，似乎不再需要左派的支持了。确实，和他的追随者，同和她的追随者逐渐分化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集团；虽然林可能对他的位置是否安全可靠长期以来一直抱有担忧，但他似乎绝对相信短期内可以支配江的集团。可能陈伯达远瞻未来，认为他最好的前途，是像他过去为毛服务那样为服务，②当然，这个决定对陈个人的生涯是灾难性的。
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斗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达到。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会议在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毛又一次卷入一场与一位国防部长的斗争，虽然这次他对自己的力量无绝对把握，也不能肯定这位部长是否敢于在这个阶段冒直接对抗的风险。
会议召开的前夕，8月22日，由、、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了全会的主要议题。毛着重强调了加强团结、避免宗派活动的必要性，这是他每次剪除反对派之前的习惯性动作。③但和陈伯达再次提出保留国家主席职位，要求毛担任这一职务。毛又一次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一针见血地说谁想当国家主席谁就去当。④
第二天，全会正式召开。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没料到，在没有事先向毛打招呼的情况下，①（在开幕式上——译者）突然插入长篇讲话。强调在新宪法中把毛的伟大领袖、国家主席、最高统帅的地位，以及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非常重要。他暗含着威胁：反对设置国家主席，就是反对。②
像过去一样，强调毛的卓越天才和伟大作用，以表明他的忠心，从而实现他自己的目的。甚至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似乎就对这种策略有所警觉，并且为此感到不舒服。③但255位中央委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实情，他们以为是代表中央领导在会议开幕时为会议所作的基调演说。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表示反对。夫人叶群，则要求在解放军里的盟友吴法宪、李作鹏以及后勤部长邱会作，发言支持的讲话，并在他们军种、部门的中央委员中进行游说，以取得足够的优势。在解放军的另一位支持者，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北京接到电话，被通知了林的策略和措施。④在23日晚政治局举行的讨论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修改第二天的日程安排，以便大会能够听到讲话的录音，并对它进行讨论。那天晚上，没有经过正式同意，陈伯达就忙着起草新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一款，收集论天才的语录。⑤
毛是否参加了8月23日晚的政治局会议，尚不清楚。很可能没有参加。也不清楚吴法宪的建议是否被采纳，第二天上午，全会听讲话的录音。但8月24日下午，在就其行动计划进行密商后，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赞同的方针。他们向会议散发恩格斯、列宁和毛有关论天才的语录，以支持林的观点。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说，谁要是反对毛担任国家主席，谁就是反对同志是天才的说法。他们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被印成简报，四处分发。分组会议上没有人提议为国家主席。①后来据说毛深谙的目的是让中央同意在新宪法中保留国家主席，如果毛坚持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就由他自己担任。②真是这样的话，全会开幕前毛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可能是故意告诉，他只不过是自己不想担任这一职务，并非真的反对设置这个职位。这样，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从中得到鼓励，从而刺激他们提出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而这就会为他们准备足够的绞索。
的支持者们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很快由和张春桥报告给了毛，他十分重视并在8月25日迅速采取了行动。后来说，他的夫人在这次反对的斗争中立了大功。随着红卫兵上山下乡和内乱得到控制，除了上海之外，江和张的政治基础被瓦解了，因此他们可能再也不愿意看到已经令人生畏的权力、地位进一步膨胀。确实，处于现在的形势下，他们要继承毛的政治遗产，只有摧毁的地位。早在分组会议上，张春桥已经同吴法宪就的纲领发生了冲突。③
毛肯定已经意识到，林的支持者们行动如此迅速，如果他再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全会就可能在被瞒骗的情况下支持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甚至张春桥的紧密追随者，他在上海的副手王洪文，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上海的核心小组会议上，热烈地，或说是天真地颂扬的基调讲话，还准备在华东组的会议上重申自己的观点。①因此，8月25日毛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一次扩大会议，可能是为了让、张春桥等毛的支持者与会。会议决定停止讨论的讲话，收回登载陈伯达令人生气的讲话的华北组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②
8月31日，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为反击定了调子。在这个文件中，他揭露自己以前的意识形态顾问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谴责他谣言惑众，诡辩生非。毛的这篇文章，为在分组会议上批判陈伯达、吴法宪和林的其他支持者们提供了重磅炸弹。③但只有陈伯达被罢了官，这可能是因为可以放心地谴责他为理论观点的代言人。可能更重要的是，陈伯达下台，不会像解除的一个军事盟友的职务那样，对构成直接的威胁。毛了解的实力，而且如同他后来承认的，他也没有做好与对抗的准备。他私下对说，他的副手应该受到保护，但随后又把这番话告诉了其他领导人。④
即使这样，已经获得了确切的信息。在短短的两天半时间里，⑤争夺国家主席一职的努力就宣告失败，这令人生畏地表明了毛控制党的精英人物的力量。因此，在9月6日全会结束后离开庐山之前，总结了教训后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①
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
在党的建设和重建国家结构两方面的争端基本上是权力斗争。在毛和林之间似乎还有过一场政策争论，虽然中国的有关材料对它甚少关注：中国对美国开放问题。既然本书其他部分已经讨论这个问题，②这里仅仅大概描述一下。
导致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中美关系的惊人转折，其根源已经人人皆知。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这明显地引起了北京的关注：莫斯科是否正在将迄今为止的一系列小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尤其是8月在新疆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摩擦，谣言开始从东欧方面流传出来：苏联人已通知他们的盟友，它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9月11日柯西金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的短暂会晤，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紧张局势，但很明显中国人仍然把危险看得十分严重。乌苏里江摩擦发生的当天下午，北京的报纸就把它与1968年夏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进行类比，苏联人用勃列日涅夫主义为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辩护，该主义主张苏联可以推翻任何一个它不同意的政府。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在新的环境里如何实现国家安全的问题。
有人认为，珍宝岛冲突是由中国人的一场伏击战挑起的。它是由故意制造的，以引起边境的关注，从而促使参加九大的代表们认识到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性，证明它现在在党内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①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毛和周恩来从边境冲突中所汲取的教训正好相反：苏联在边境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②而从边境冲突的情况看，如果苏联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人民解放军将难以有效地保卫祖国。因此北京接受了尼克松政府的主动表示。对华盛顿开放，使苏联不能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因而可以减少苏联侵略的危险性。实际上，甚至在中美建立联系以前，尼克松就已经表明，莫斯科不能设想美国会在苏联侵略面前保持善意的中立。③最初，中苏关系破裂的很重要原因，来自中国人对苏美缓和的不满；苏联人和美国人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中国人开始谴责苏联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发动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防止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修的修正主义。中国人以意识形态的原则为重，而不以现实政治为然。所以毫不奇怪，中美关系的突破是需要中国人费番口舌作出解释的。④
中美关系改善在看来像苏德条约在亚洲的翻版，他对此十分厌恶。他可能认为，如果中国确实不能单独顶住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进攻，那么与修正主义的苏联达成妥协，不是比与帝国主义的美国达成妥协要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他后来被斥责为“孤立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⑤反对与美国或苏联建立任何联系，⑥认为中国有足够的实力保护它自己。毛告诉尼克松和其他外国客人，反对与美国建立联系。①
如果毛的话真实可信，那么很容易理解他的动机。在中国被孤立、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权力就会大大膨胀。当国家处于危险状态时，由一位伟大的革命元帅接毛的班，就无可争议了。而和平与外交艺术（周恩来的所属范畴）的地位就会下降。
对不幸的是，毛感到必须用外交手段争取时间。10月7日，新华社发表消息，中苏边界谈判即将举行。然而，毛仍然对苏联人存有戒心，10月中旬政治局决定迅速提高警惕。1969年10月17日，显然是根据毛对国际形势的冷静分析，发布“一号通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城市开始进行疏散。
当时在苏州休养，住在蒋介石夫人以前的别墅里。根据曾把林的命令给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的秘书的回忆，国防部长所关注的是，因为苏联谈判代表团的到来，中国放松警惕，苏联人可能正在准备一场突然袭击。在黄永胜收到命令前两个小时，毛看来也收到了等待批阅的这份“一号通令”，他显然没有撤销这个命令。后来林的命令遭到谴责，可能至少部分是因为苏联人、美国人以及台湾当局迅速作出反应，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担忧；这个明显的备战措施，可能被苏联人用作在边境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借口。在林失宠以后，毛能够就这个他自己引起的行动责怪。①
边界谈判于10月20日如期开始。同时，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在20年的敌对和猜疑之后，双方都十分谨慎，亨利·基辛格后来称这段时期的谨慎接触为“复杂的小步舞曲”。②到1969年底，美国人明白，他们发出的信号和暗示产生了效果。1970年，在谋取国家主席的同时，中美联系升级，到1971年4月21日当周恩来邀请基辛格访问北京时，③和平夺权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他被推上了一条更危险的道路。
“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几乎可以肯定，决定武力夺权是由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失败激起的，但促使他那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原因可能是庐山会议后毛发起的针对他的同党的毫不宽恕的运动。1970—1971年之交的秋天和冬天，肯定已经明白，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就完了。毛的行动看起来像是挑衅性的，似乎他希望迫使采取鲁莽的行动。如果他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就会自取灭亡。
全会以后批判陈伯达的运动采取以下几种形式：首先，陈伯达自我检讨，并且批判了陈伯达反党、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质，1970年11月至1971年4月逐渐展开。同时，号召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向他们推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六部著作和毛的五篇文章，要求他们通过学习，提高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能力。事实上，毛是在打击，因为，过去不主张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把学习思想也简化为背诵语录。叶剑英在福建、广东和广西调查了陈伯达的材料，以确定他的罪行。陈的罪行为发动一场整风运动提供了借口，而这场整风明显是用来削弱干部对林的忠诚的。①
毛后来形容他对付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②。“抛石头”指铲除的同盟。在庐山，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应该向中央作检讨。全会结束那天，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机场，与他们三人及黄永胜合影留念，与他们及叶群商议对策，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和黄永胜，为了应付周恩来的命令，作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评的策略。③但是当书面检查于下个月放在毛的案头时，他对批阅的每份检查都写下了不满意的批语。1971年1月9日，军委召开有143名成员参加的会议，尽管毛一再严厉批评，林的同党仍既不批判陈伯达，也不进行自我批评。毛对此极为不满，命令将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作废。最后，在4月29日召开的讨论批陈整风运动进展情况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宗派主义和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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