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2/2）
不过，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像开始时表现得那样异常。事实上，它与1965年以前及1969年以后北京奉行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是由同样复杂的各种决定性因素造成的。其基本准则和“能动变量”是相同的。本章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消失，但实际上中国对其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仍一一作出反应。
就国内而言，这些压力有三种形式：①政治、人的个性及二者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教训”；以及意识形态（包括马列主义、思想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影响。
国际压力也有三种形式：美国和苏联——唯有这两个国家对北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的政策；全球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总格局、亚洲地区体系的状况及二者各自正在使用的“控制规则”；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国力的增长有关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表明，当中国决定冒险违背本国政策和国际惯例的一些基本准则时，它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① 这个观点来源于托马斯·w.鲁宾逊：“中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与战略层面”，载唐纳德·赫尔 曼编：《中国与日本：新的均势》，第197—268页；托马斯·w.鲁宾逊：“1959—1976年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三部曲”，载k.j.霍尔斯蒂等编：《国家为何重组：战后世界各国外 交政策的调整》，第134—171页。 ① 参阅乔纳森·波拉克撰写的本书第5章； g.w.乔德赫里：《世界事务中的中国：1970年 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托马斯·芬加等编：《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20世纪70年代的政 策演变》；罗伯特·萨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① 这一观点出自笔者未发表的手稿：“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作用因素与分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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