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像列宁一样，为了夺取政权，在继续发展他的思想。以前的条件下形成的思想，后来情况不同了，变得相反了，他就发展它。在这一过程中，他对自己以前所采取的立场进行修改、补充，阐述得更详细。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是连贯的，但其中也有惊人的断裂与相悖之处。此外，毛也探索了他以前从未涉足过的新的领域。

    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一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一个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经济实际，与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相结合。这份遗产在毛看来依然是那么实际。在夺取政权以前，这一工程的首要任务是为农民提供一个比十月革命模式所显示的政治作用更大的理论依据，尤其是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提供证明。在这方面，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将更接近苏联。对此或许早就有人设想过，很可能是由毛自己在1949年设想出来的。在农村和城市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很快处在一个新的地位：发展现代工业，进而创造一个自己设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阶级基础，在统治下开辟一条赶上先进国家的道路。

    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间，这种趋势似乎就要出现了，但很快发生了逆转，而且在1949年建国十年之后，中苏关系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疏远了。《剑桥中国史》第14卷记载了这段历史，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当然，我们感兴趣的是及其思想在这些方向性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这里我们要论证的是，部分原因在于农民在中国社会依旧所起的作用，部分原因则是农民意识对于毛本人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答案。从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方面而言，从经济工作中的分散经营与自力更生方法而言，延安模式的影响也必须给予重视。另外，还有一个显然很重要但难以估价的因素，就是前文已经提到的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虽然他在1938年就已经提出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但到了50年代初就不再提起了，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不能容忍在国际共运中，除他之外，还有其他的理论权威存在。斯大林的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的想法的。

    毛确信，中国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也许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历史成就。这种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用渊源于民族传统的思想和价值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成为革命转变、并最终西方化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不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它。然而，我们越来越难以确定“思想”的基本结构究竟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尤其是对其晚年的思想，就更加困难了。

    这便是导致他的理论出现矛盾的突出原因。人们自然可以问，在毛最后的15年里，他是否仍像过去那样对这种理论问题感兴趣呢，或者只是全力以赴地为实现他自己确定的目标而奋斗呢？但是这特别符合他的《矛盾论》。毛的思想中另一个模糊的成分，是他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与上层建筑的作用，这一点贯穿于他的整个革命生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在现代中国以前的文化中并不突出，在欧洲文明中也不显著。决不能把它看作毛的思想中的一个传统成分。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统治者品德的优劣可以看作是人民幸福的首要保证，认为道德教化是社会控制的关键手段，这与帝王统治时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