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正当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排荡撞击的时代,从个人到家庭,自各阶层的社会到国家,甚至全世界,都在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中,度过漫长的岁月。因此在进退失据的现实环境中,由触觉而发生感想,由烦恼而退居反省,再自周遍寻思,周遍观察,然后可知在时空对待中所产生的变异,只是现象的不同,而天地还是照旧的天地,人物还是照旧的人物,生存的原则并没有变;所变的,只是生活的方式。比如在行路中而迷途,因为人为的方向而似有迷惑,其实,真际无方,本自不迷。如果逐物迷方,必然会千回百叠,永远在纷纭混乱中忙得团团而转,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适从。
我是中国人,当然随着这一时代东方的中国文化命运一样,似乎是真的迷失了方向,也曾一度跟着人们向西方文化去摸索,几乎忘了我是立足在本地方分上的一个生命,而自迷方向。《周易·序卦》说:“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我们自己的文化,因几千年来的穷大而一时失去了本分的立足点,因此而需要乞求外来的文明以自济困溺,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是势所难免的事实。然而一旦自知久旅他方而无以自容于天地之间,那便须知机知时而反求诸己,唤醒国魂,洗心革面以求自立自强之道。正因为如此的心情,有些西方的朋友和学生们,都认为我是顽固的推崇东方文化的倔强分子,虽有许多欧美的友人们,屡加邀请旅外讲学而始终懒得离开国门一步。其实,我自认为并无偏见,只是情有所钟,安土重迁而已。同时,我也正在忠告西方的朋友们,应该各自反求诸己,重振西方哲学、宗教的固有精神文化,以济助物质文明的不足,才是正理。
至于我个人的一生,早已算过八字命运——“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每常自己譬解,犹如古老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白头宫女,闲话古今,徒添许多络索而已。有两首古人的诗,恰好用作自我的写照。第一首唐人张方平的宫词:“竟日残莺伴妾啼,开帘只见草萋萋。庭前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诗中所写是一只飘残零落的小黄莺,一天到晚陪伴着一个孤单的白头宫女,凄凄凉凉地自在悲啼,毫无目的地怆然独立,恰如我自况的情景。偶而开帘外望,眼前尽是萋迷芳草,一片茫然,有时忽然吹过一阵东风,却见那些随风飘荡的千条杨柳,也都是任运流转,向西飘去。第二首是唐末洞山良价禅师的诗倡:“净洗浓妆为阿谁?子规声里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这首诗也正好犹如我的现状,长年累月抱残守阙,滥芋充数,侈谈中国文化,其实,学无所成,语无伦次,只是心怀故国,俨如泣血的杜鹃一样,“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如此而已。每念及此,总是沓然自失,洒然自笑不已。
但是人生的旅程,往往有不期然而然的际遇,孟子曾经说过人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一个人的一生,如果在你多方接触社会各层面的经验中,就会容易体会到孟老夫子的话,并非向壁虚构,确是历练过来的至理名言。当在一九七五年,我因应邀讲完一部《论语》之后(事见《论语别裁前言》),由蔡策先生悉心记录,复受社会各阶层的偏爱,怂恿排版出书。但我自知所讲的内容,既非正统的汉、唐、宋儒的学术思想,又非现代新儒家的理路,到底只是因应时代潮流的乱谈,属于旁门左道,不堪入流,因此便定名叫它《论语别裁》,以免混淆视听,惑乱后学。谁知出书以后,却受到广大读者的爱好,接连出了十二版,实在弥增惶恐,生怕误人。因为徒手杀人,罪不过抵死而已,如果以学问误人,便是戕人慧命,万死不足以辞其咎。此所以在我们固有文化的传统中,学者有毕生不愿着书,或者穷一生学力,只肯极其谨严地写几篇足以传世的文章而已。这就是以往中国文化人的精诚,当然不如我们现代一样,著作等身,妄自称尊的作风。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