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整天做地下工作，谁去学鬼日本话？”
教务长莞尔笑了笑，挥挥手叫我出去说：
“快去宿舍报到吧！我们还要进行编级考试。”
我心里在唱歌，找到宿舍，大概等待了一个多星期，教育部分发的插班生，以及其他学校自动转来的插班生，大约有二十几人，在一间教室里，举行甄别考试。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着没有英文及算术的考试，胆量大了很多。虽然政治系一、二、三年级所有的功课，我都没有读过，我也不怕。我对“政治系”下了一个定义：那是一个识字不识字都可以读的系！而且，我是从南京来的沦陷区流亡学生，深受政府关注，只能使我降级，不能把我开除，因而有恃无恐。又是一个星期，布告栏里贴出甄试结果，我被编到政治系三年级就读。人生真是奇妙，我这个在大学只读过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合法地成为三年级的学生，二年级是一个空白。我对不能够进四年级，一丝一毫没有抱怨，三年级对我而言，已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教育部那个科员，怎么会把我分发东北大学，而没有分发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或设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设在乐山的武汉大学？而分发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根据什么理由？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办公桌上一个无心的作业，往往使人的命运产生基本变化，假定我不读东北大学，以后发展的轨道，可能不会走向台湾。
就在三台，我幸福而满足地过着大学生生活。天渐渐入冬，四川的冬天绝不是没有棉衣就可以度过的，而流亡学生却没有棉衣。那时候，基督教会在三台设立一个学生公社，准备了很多灰色粗布棉大衣，借给最贫苦的学生，我在穷的程度上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也借到了一件。但我却吸上了烟，吸烟成了难以负荷的最大开支。那时候买烟，不是一包一包地买，而是一支一支地买，有一个景象常在学校对面小铺出现，我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把一张揉着的钞票放在桌上，举起食指，大言不惭地说：
“司令牌，一支。”
然后带着一支司令牌纸烟，回到学校，在大庭广众下吸起来，十分得意。
入学不久之后，学校突然发生罢课。到底为什么罢课？真正主要的原因，当时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标语是：“力争粪费”。以我的性格，应该非常赞成罢课才对，而且罢得越久越好，最好一罢两年，当罢课结束之日，也就是毕业之时。不过，我是千辛万苦才进大学之门的，了解到读大学之不易和大学生涯的可贵，认为能读大学是一种福分，不应糟蹋，而应珍惜，所以我并不支持罢课。每天到大街上游荡，只在心中暗暗希望罢课早日结束。
罢课终于结束，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我却从“力争粪费”这项活动，发现一个战乱不断而又落后贫困的社会的深层现象。东北大学全校男学生只有一个厕所（女生宿舍当然另有女生厕所），男生宿舍走到男生厕所，最快要五分钟，这是一个漫长的距离。白天还好，每一个人都有憋尿的能力，可是到了夜晚，寒风袭骨，爬出了被窝，要走五分钟才能摸到（那时候还没有电灯），简直是一种苦刑。同学们于是索性来个不顾一切的大解放，出了寝室门，就在院子里小便。冬天结冰时，院子里冰块高高地堆起，全是尿液冻成，夏天则是一片腥骚，简直不像是一个大学，而像一个庞大的鸡窝。远在男厕所的粪便，因为有那么多生产者，所以每隔几天，就要被掏一空，卖给当地农民作为堆肥。
教育部每个月都发给学生贷金，注明是国家借给学生的学费，将来毕业后要分期偿还。贷金数目已不记得了，每月都在增加，可是物价飞涨，贷金不够伙食费。那时候就流行一种“见饭愁”症候，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汤只是一碗咸水，四个菜没有一个可以下咽，偶尔有一盘花生米，立刻被抢一空，以致大家不得不立出一个互相遵守的公约，就是：“只可骑马，不可坐轿。”骑马是用筷子夹一粒花生米，坐轿是把筷子横下来，可以一次铲起两粒、三粒。在这种情形下，同学们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卖粪便的堆肥费上。伙食是半个月一期，每月十五日和三十日，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吃到一顿肉（最丰富的是晚饭，大概每人可以吃到一大块），所以，力争粪费成为罢课运动的动力。然而，沦陷区学生饥肠辘辘，平常没有一点脂肪，突然一次吃下大量的肥肉和猪油，肠胃不能适应，往往泻肚。我上铺就有一位同学（那时候十个人一个房间，五张床，都是上下铺），每一次都逃不过此劫，而且一晚上拉两三次之多，我劝他以后加菜时少吃点吧！
“不，”他正色说，“拉死也得吃！”
东北大学学生分为两大族群：一是本省同学，来自四川全省；二是外省同学，来自全国其他各省。外省同学差不多都是流亡学生；本省同学都是有家有室，生活富裕，他们不会跟着外省同学吃相同的饭菜，于是另组伙食团，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早上吃干饭（外省同学早上吃稀饭），二是每顿都有肉。这使我回到百泉初中时那种白菜团和萝卜团的时代。不过我已没有初中时候那种哀怨，只有一种惊讶，就是无论本省与外省同学，对于这种明显的贫富差别待遇，竟然都无动于衷，认为是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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