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家务农为业，祖父以上的名字，全都不知道。荒凉穷困的乡村文化就是如此的简陋，只知道曾祖父共有九个孙子（但不知道曾祖父有几个儿子）。在这九个孙子中，父亲郭学忠排行老大，同一个母亲的弟弟郭学慈排行老五，携带我回辉县的郭学，是最末的弟弟老九。父亲是“学”字辈，我这一代是“立”字辈，下一代是“本”字辈，再下一代是“乃”字辈。这种用字来排辈分的文化，可能始于大分裂的南北朝时代，是一种凝聚家族向心力的方法。在这一点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人称呼爸爸的弟弟为约翰叔叔或强生叔叔，显示出来他们个体的独立存在；中国则称为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表示他们亲密无间的团结，个体完全消失了，以致很多中国人只知道他有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而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向朋友介绍时，也不知道怎么介绍，因为朋友总不能跟着他叫三叔、四叔。辈分或排行，事实上是一种脆弱的形式，《资治通鉴》上可以看到，当一个家族内哄互相屠杀时，仅仅靠一个字相同，或排行顺序，没有一点作用。
我家里也是如此，虽然有“学”字辈、“立”字辈，看起来血浓于水，实际上，亲情的冷淡，使我在小小的年纪时，都深为吃惊；以致不久就产生一个具体印象：“家族不如亲戚，亲戚不如朋友！”
父亲和五叔学慈，是一母同胞兄弟，当时还没有分割遗产，所以常村有一座祖屋，由五叔居住，而在辉县县城里，父亲另有一座四五个院子的巨宅。这座巨宅空空荡荡，父亲就请一位表婶，专责照顾我——给我煮饭和洗衣服。这位表婶姓什么，是怎么一个亲戚关系，我全不记得。但是为人慈祥、宽厚，十分健谈。我从继母手中，逃到这个小小的自由天地，已经踌躇满志了。而且，不久就暴露出野性的一面，喜欢顶嘴，喜欢逃学。继母那种严苛的管教虽然没有了，却又跌进一个毫无管教的陷阱。
一到辉县，我就被送到县立小学，仍读四年级。就在四年级时，遇到影响我最大的恩师，名叫克非。他可能是犹太裔的中国人，命我们这些小学生叫他克非老师，教我们国语和作文。他大约二三十岁，瘦瘦的，神采奕奕。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克非老师为我们讲解一本新文艺小说《渺茫的西南风》，事隔六十多年，内容已经模糊，但仍记得他上课时的情形。有时坐在讲台上，有时坐在学生的课桌上，态度很自然、很和气，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在说到哀伤的时候，一脸悲痛。
在一九三○年代，一个小学老师竟在课堂上讲解课本外的小说，实是一种创举。辉县是一个荒僻的县城，能请到这样的老师，是辉县人的福气。就因为他的讲解，引起了我内心潜在的阅读兴趣。除了像《渺茫的西南风》这样的新文艺小说，我开始偷偷地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等，以及新式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等等，看得如醉如痴。
四年级结束后，克非老师不知去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他也根本不知道我，即使知道，也不会晓得我是对他心怀感激的学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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