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大家伙，其实即令芝麻绿豆，也威不可挡。一位赵宗汉先生，把“汉”字视为蛇蝎，规定凡是“汉”字，都要用“兵士”代替。他太太去拜罗汉，他儿子在读《汉书》，麻烦就大啦。家人向他禀报曰：“夫人请和尚来家供奉十八罗兵士，公子请教习在教兵士书。”另一位田登先生，不但“登”不准碰，任何跟“登”同音字也不准碰。正月十五日上元日，他阁下出布告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盖小民既不准点灯，只好放火矣。
讳的故事，可写一箩筐，好在这种禁忌已被淘汰，总算笔下逃生，中国人得以喘一口气，也是一大功德。不过接着而来的是“官衔”的困扰，使中国人名字，进入老虎屁股发展史的第二阶段。官衔是荣耀。而名字反而成了痛脚。盖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万般皆下品，只有当官高，当官不但有黄金屋，而且有颜如玉。知识分子只有此路一条，除了此路，别无他路可走。所以官衔遂成为衡量身价，甚至衡量道德的唯一标准，故从前就有“官大人品高”的金言警句。“狗屎蛋”一旦当了八品小官，学名表字别号一笔勾销，大家就得称他为“老爷”。一旦当了七品稍高之官，大家就得称他为“大老爷”。等而上之，官位更升，则大家就得改口称他“大人”。嗟夫，读者老爷读过十九世纪跟中国有交往的一些洋大人笔记乎，笔记里清王朝的官员，几乎全是“赵大人”、“钱大人”、“孙大人”、“李大人”，真正是到了没有名字的世界矣。
官衔的花样，也教人应接不暇。总督不叫总督，而叫制台。巡抚不叫巡抚，而叫方伯。郭子仪先生的官是“汾阳王”，于是他就成了“郭汾阳”。何充先生的官是骠骑将军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把事物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他就成了“何骠骑”。古固如此，而今更他妈的激烈。就在台北，随便走到一个办公室或一个写字间，满耳朵都是“局长”、“处长”、“主任”、“董事长”、“总经理”、“协理”、“襄理”。业务场所，为了辨明职责，还有说的，可是它却延伸到公共场所，甚至延伸到家庭之间，就肉香四溢，麻不可挡矣。最奇妙的是，你如果称他的官衔，誓言在他的官衔“领导之下”，他就像猪八戒进了盘丝洞，浑身酥软，教他喝水他喝水，教他喝尿他喝尿。你如果有眼不识晚香玉，胆敢叫他的名字——不是叫他“狗屎蛋”，而是叫他“慕圣”、“羡仙”，那他就跟屁股刚被干了一记一样，会认为奇耻大辱，八十年交情全付流水，后患如何，你就等着瞧吧。而这些官衔还像寄生虫一样，一辈子寄上到他尊头上，退休也罢，翘辫子也罢，甩也甩不掉，他也拒绝甩。虽然已经没有了官，衔头不衰。
呜呼，一个仅名字就一大串，又加上禁忌，又加上头衔，群魔乱舞，老虎屁股乱撅，不但使人头昏眼花，也使人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势力和隔膜。去年金庸先生回国，特别问我曰：“老头，你的敝大作里，对任何人都直呼其名，都一律先生女士，为啥？”为啥？就是为了大家都一样。皇帝和流氓，圣人和妓女，都有相同的人权和人格，谁都没啥特别。人工造成的距离，文字魔术造成的幻象，应该全部扫地出门。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名字，这是为了记忆。官衔少出口，这是为了温暖。张三就是张三先生，李四就是李四先生，王二麻子就是王二麻子先生。不能因为王二麻子忽然当了部长，他就成了“王麻公”，或成了“王凶牙”——假使他原籍是匈牙利的话。
我们有权要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单纯化。直呼名字不过是一个开端，纯靠直呼名字当然达不到目的，但至少可使大脑多留出一点空隙，去记忆和思考别的。大丈夫应该真正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除了第一次相见或特别情形外，统统互相称呼名字，既清爽利落，又省气省力，它还可以推动基本人权上的平等观念，减少一些飘飘然自命不凡的僚气，也是化暴戾为祥和之道。
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老人家柏杨，“先生”也别加，“老”也别加。我如果心急难熬但认为人们只能认识其现象而不认识其本质。这种看法的错，要表示尾大，就由我自己动手加，阁下千万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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