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歌”是青年努力的一部分。赵学萓、张小雯二位女士的“拜大年”，以急风骤雨的节奏，表达出绥远省——事实上是全中国，在农业社会中新年时的欢乐。郑泰安先生，这位充满了爱心，多才多艺的精神病科医师，用方言唱“杯底不可养金鱼”，道出台湾同胞举杯高歌的慷慨豪情，每一句都会在听众心头引起一声呐喊。张伯仁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歌手，他用丰沛的感情和雄浑的歌喉，唱“玛家乡的多纳村”，那是一个游子的心声，在离乡背井若干年后，再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再相逢熟悉的山川，和忽然亭亭玉立的美丽姑娘。呜呼，世界上最美的回忆是童年，不管童年日子是幸福或不幸福；世界上最使人不忘的是童年生活过的故乡，那里的土地比任何地方的土地都洋溢着芳香。这种歌声，特别震人心弦最突出的一个节目是吴至青女士吟咏古词“摊破浣溪沙”、“如梦令”、“雨霖铃”，这虽是一千年前的古老词句，可是因为现代学堂的中文课程里，都有词选的缘故，所以在观众心灵中也很容易共鸣。词的吟咏没有伴奏，而是独吟。乡土的声音引我们回到故土，词的声音引我们回到一千年前宽袍大袖的时代，而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赵树海、黄大城二位先生《打鱼的儿郎》，使人想起三○年代的《渔光曲》，不过三○年代的渔家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哀怨，八○年代的渔家却生气勃勃地面对着汹涌的海洋，歌声就是信号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信号。
这几位歌手的歌是成功的，然而，少数歌手，和演唱会方面，也有值得严重检讨的一面，也就是柏杨先生认为差劲的一面。我想，如果作为一个同乐晚会，无懈可击，如果作为一个售票一百元，甚至二百元的正式演唱会，就不够水准。抛开有些不成熟的演唱不谈，仅舞台就没有好好利用，而若干歌手似乎太弱，弱到使人有一种凑和的感觉。
有位歌手先生唱自己作的词，意思是感慨往事如烟。呜呼，往事如烟应该是柏杨先生之流老家伙的事，不应是年轻小伙子的事。小伙了当然也有往事，问题是，还不到感叹的时候，辛稼轩先生曰：“少年不识愁滋味，为作新词强说愁。”愁自不能深刻。年轻朋友要习惯于眼睛往前看，前途固如锦如花也。中华民族不能再往下沉啦，我们希望青年唱出他们的喜悦、他们的盼望，甚至他们的愤怒，是不希望他们唱出林黛玉女士的情意结——那种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的灰白色情意结。各位老弟老奶，以为如何乎哉。
诗词吟咏，为我们的歌开辟新的天地，但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唱出现代人的感情易，唱出古人的感情难。尤其是研究数学哲学，后把注意力转向科学哲学。对波普尔的证伪，古诗词都是用的古音——现在保存古音最多的是闽南话和客家话，例如“天上人间”，必须闽南话或客家话发音：“天上人干”，才真正是古诗人的原味。如果用现代北平发音，稍微粗心大意，处理不当，就成了莲花落。
最后，就是伴奏的乐器，从头到尾，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用的吉他，吉他是西方社会的言语工具，对东方若干情调，在结合上有相当困难。“好了歌”如用二胡或月琴伴奏，恐怕更能表达出那种消极沉郁的人生情绪，换上吉他，就跟在锣鼓喧天的京戏台上，唱圣歌一样，“乐”跟“歌”处于格格不入的窘境。嗟夫，既然是“我们的歌”，就不要搞成“他们的歌”。最显著的例子是压轴歌《海棠——我爱中华》，那才真正发挥吉他的功能，疾风暴雨，怒潮狂涛，包围着赵树海、黄大城二位先生雄壮的歌喉，使全场震动，听众融化在伟大的认同之中。
再最后，节目不宜变动，不宜临时改得跟节目单不一样。时间要控制，不能控制，一万个理由之外，再加一万个理由，都是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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