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和左拉、屈里弗斯最大的不同是，屈里弗斯始终无缘跟他的思人左拉见面，而我却能和观汉先生相晤。观汉先生仍有他的叹息，在一次谈话中，他忽然说了一句英文：
you may be right，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这是美国交通部门对驾车人的劝告，我同意这句话，但我不同意前一个may be。观汉先生懂得我的意思，他说：
you are right，but you may be dead righ！
接着又严肃地说：
you are right，but you could be dead right！
是这样的结局吗？我不知道。
观汉先生在台北最后一天，朋友们全体再聚在一起，我为他唱《老黑爵》，那是在监狱中，午饭后或晚饭后，我和同囚的难友们，在火烧般斗室所唱的。当我唱到听见一种声音在呼唤时，我又回到过去悲惨的岁月，泣不成声。
但，无论将来如何，我死而无恨。
十七天，在逐渐增加的离愁中消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我们送观汉先生返美，仍是十七天前的国际机场，不过换到二楼。直到服务台小姐第三遍催促乘客登机时，我们才放他跨进出境处那个门。女孩子们流泪，男朋友们忍着泪，强露笑容。当他那瘦弱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深处之后，我们沉默地走下楼梯。人潮汹涌，人声嘈杂，而我们这些朋友却感到那么寂寞。忽然间，我有一个行动，我要呐喊：
我希望我不是柏杨，我希望我是一个旁观的人，我要哭着唱出赞美他的歌——勇者的画像，道德勇气的化身。
我们盼望观汉先生明年能再回来，再一次回到他所爱的祖国的国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爱的朋友——我们只不过一群大孩子。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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