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有守，固然困难，而决定什么应该“为”，什么应该“守”，更是困难，是非成败，定于一刻，且看沈庆京两次突围！
回忆录类型的创作，晚至近代，才引进中国。中国虽曾被全世界誉为史学的国度，史籍的数量，已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文化资产，尤其不乏记传体例。司马迁先生的《史记》，就是最早的记传文学。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中国人很少想到自己写自己的传记，而多半由其他人执笔，最荣耀的是由政府指定官员执笔（如“宣付国史馆”），或家属聘请知识分子代为撰写（如“墓志铭”“家传”之类），这两种记传的特点：第一，是它的真实度都很低，主角们的言行只符合政府和家族的利益。第二，是它们只能谈所谓大事，不能谈所谓的小事，所以文字都太少。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历史记载，量虽丰富，质却贫乏。二十世纪中叶稍后，西方回忆录类型的传记文学，输入中国，然而，普通小民没有能力写回忆录，知识分子由于对政治上神经质的恐惧，和自己长期的表示“乏善可陈”，而不敢写回忆录，于是乎这个最能够使人受益的文体，发展得十分缓慢。中央研究院及国史馆也曾一度推动口述历史，但一时难以摆脱传统气习，选择的对象都是宦海浮沉中的人物，写下的又几乎全是冯道“长乐老”式的记载，官名一个连一个，制式言辞一句连一句，索然无味。成功的回忆录建立在诚实的心灵、开阔的胸襟上，回忆有多少真，才有多少价值。回忆录类型的文史混合体创作，在四十年长期戒严解除之后的九○年代，才开始蓬勃。我认为，无论是皇帝陛下，或是菜市场卖葱的小民，都有权写出他们的回忆录。一个人有他个体的尊严，不因他个体之外披挂的零件，使这尊严增加或减少。一个人能够活下去，有复杂的因素，成功和失败，因素更为复杂。但每个人的脚步都曾留下脚印，每个人的奋斗道上，都洒过眼泪或血汗，每个人的爱情也都尝过辛酸和欢乐，这些对个人都是无限珍贵的记忆，对社会国家来说，更是文化的资产。所以我总是希望朋友们能够描绘下他们一生的足迹，这是无价之宝，表达出一个人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忠实。
当商场巨子，被称为“小沈”的沈庆京先生告诉我他的回忆录完成时，使我大为兴奋，而且急于想知道他如何记载自己。因为沈庆京幼年的生活，和我有一点相似--当然，他父母双全，比我多了一点幸福。我指跟我相似的，是指逃学、打架、功课一等一级的烂，以及被学校另眼看待，走投无路，等等。但他有一点却比我高明的是：他曾在基隆水产学校真正的毕过业，有一张如假包换的文凭，而我这一生什么文凭都没有，包括小学。所以我对他感到分外熟悉、亲切、羡慕，渴望知道他如何的转变。当我读到他加入黑社会帮派，以致入狱坐牢，点点滴滴，使我忍不住涌出相知相惜的激情：这岂不就是我的来时路！
然而，当我读到这本书约三分之一，他进入报关行当小弟的时候，发现他走进了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听到的都是陌生的言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陌生社会，那对我而言，是另外一种专业，和另外一种运作方式。不过，我和他虽然在专业上殊途，但社会仍有一致的基本航道。我看到他从一个几乎无法自拔的贫困、艰苦环境中，建立起来自己的商业王国，可以听到那片厮杀、呐喊，和战鼓齐鸣的声音，证实商场即是战场。最后他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成就，凭吊当年的战绩时，我发现这本回忆录透露了他一生两个决定性的突围，足以使所有青年朋友，蓦然心惊。第一是他毅然的从黑社会突围而出，出狱后，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拒绝重返帮派，对一个血气方刚、彷徨街头的青年孩子来说，是一个严厉的考验（我曾经想过，假如换了我，我可能做不到），这要靠特殊的定力。如果当时他重新滑进了黑社会的泥沼，有一点可以保证的是，他到今天都不可能见到阳光。正因为他成功的抵抗了那么多诱惑，上天才给了他奖赏。第二个成功的突围是他坚守报关行小弟的工作，而放弃可能当船长的高薪、高位。“配额”这个行业里面充满了诈欺--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纺织配额，根本就是一个政府特设的诈欺行业，互相诈欺的结果，每个人的财富（甚至精神状态）都不能稳固保持。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诈欺世界中，小伙子沈庆京决定了一个可笑、可怜，而又奇特的战略，那就是他坚持忠诚。他成了一个在绝对不可信赖的人群里，惟一可信赖的人，这是他事业的起点。诚实，为他带来财富。他一生的事业，由此一念而起飞。
我们常听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定有一个贤惠的女人。事实上，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重要的恩人。所谓恩人，就是益友，在你受到怀疑的时候，他信任你；当你迷惑的时候，他指点你；当你犯错的时候，他责备你；当你求救的时候，他伸出援手。在这本回忆录中，“鲍伯伯”对沈庆京的一生，占有绝对影响性的地位。一个人在社会上踉跄前行，绝不能缺少这种恩人或益友。沈庆京的生命中，如果抽出“鲍伯伯”，就等于一艘船没了罗盘，而沈庆京能够一再的声明他对“鲍伯伯”的感激，也正是他的气质，这气质使他建立了可贵的友谊，每一个友谊就是一个翅膀，也只有这种气质的人，才吸收这么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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