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好比说，在月色皎洁风拂芭蕉的晚上，有一对好友在宽敞干净的小院里铺了张竹席，他们饮茶闲聊，聊得十分自在融洽。然后在最浓的兴致上时，一位朋友站起告辞，而另一位也不加挽留。我觉得，这样的一对友人真是聪睿明智。因为兴趣有浓必有淡，当谈兴已淡再起身告辞，那么清风明月的美好夜晚便无法成为最美丽最永恒的记忆。
而就我来说，若我是田野里的一株花，与其让我熬过一次又一次的枯萎，冰封，花开花落，我更愿意在我最美丽的春天中芬芳四溢的悄悄死去。
我无声的哭了。美丽的东西总是转瞬而逝的，美丽的生命总在夹缝中生存。生命是最坚强的——像在沙漠里的人，在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总在用尽全力去寻找水源，不放弃一丝生的希望；而生命又是及其脆弱的——很轻易的被自己打败，然后自己毁灭。像眼前的我，现在还正在考虑要不要在心还没来得及完全枯萎之前让它通过我的死亡永恒地美丽下去。
泪聚集在了脸上。我咬着牙别过脸，耸起肩头顶住脸颊，像使劲逼回那懦弱的泪——旁人会笑话我的。可是，猛然看见近在旁边的那蔓延的一大片一大片忧郁的即将走向衰老和死亡的灌木，眼泪终于不可止的刷刷下来。于是，我索性尽情的哭。
为什么？既然我已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何又会泪如雨下？我问自己。
其实，我何尝不留恋这世界美好的一面。一株美丽的杨树，一抹如云般的炊烟，一片细针一样的雨帘在我心里，都是清新、美丽的，更何况，我心里还有梦！
我不怕死，我只是对于生命消逝前连唯一的一个梦想都没有实现而伤怀。
梦——有的女孩梦想有件洁白飘逸的长裙，带草帽坐在海边，让裙裾飞扬；有的女孩梦想背个行囊，旅游，行遍高山草原；有的女孩梦想有高雅迷人的气质，使之在尘俗面前超凡脱俗……女孩的梦，都是那么单纯、美丽，丝毫不带功利。那么，我的梦呢？
我没有见过海，但是我向往海。我梦想在傍晚或清晨时候于海边赤着脚慢慢得走，天是朦胧的，带着湿气的霞光浸着我，也浸着我的心，我的梦。我多么渴望能在那被海浪冲刷的如一副光滑而柔软的绸缎上留下一串斜斜的脚印啊！我也多么渴望能坐在海滩上，听海浪拍打海面冲击礁石，抚摸沙滩。有本书上说，海的心是最坦诚的，他能包容一切。而在我的梦中，海上的天空似乎因为海的坦诚而同样敞开心扉，高远辽阔，没有了城市中的狭窄和灰暗，只有蓝色，但那不是忧郁的蓝色，不是深沉的蓝色，是宁静，自然，清澈透明的蓝色。我想找到一艘废弃的破木船，靠在它的旁边，安静地坐着，数星星，直到我睡去，沉睡在我安静而平和的梦中。
夜深了。四周很静，没有一丝声音。我哭累了。还想死吗？我又问自己，却又无力去回答。我已经很累很累了，满心疲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此时，我的心中仍旧是空落、酸楚的，毫无阳光的，就如这夜幕笼罩下苍凉的公园。
……
这是一篇写得非常凄美的好散文，在一个16岁少女本应天真浪漫的心灵中，却埋藏着一颗60岁老妪的厌世之情。在一个无人倾诉的凌晨时分，她在网上袒露了她的心扉。此刻，她太想去海边了，“海上的天空似乎因为海的坦诚而同样敞开心扉，高远辽阔，”还有天上那无数闪烁的星星，她真想躺在海边一个破旧的小木船上，仰望着灿烂星空数着星星，一颗、二颗、三颗，一直数到她带着微笑进入梦乡……这些都曾是每一个孩子小时候的梦想啊，这些都应该是孩子们曾经有过的体验，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被剥夺了。他们从小就要被强迫地面对一堆唐诗宋词，尽管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什么意思；尽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贝多芬是男是女，但手指依然僵硬地弹着《月光奏鸣曲》。他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他们像一种产品一样被他人制造。他们就像是为了实现他者的意志而被租借的一条生命，没有自我。他们就像是为了完成他者的企图而被雇佣的一个杀手，从小学一直杀到大学，没有片刻的喘息。于是他们只能在父母熟睡之后的哪个凌晨，偷偷地打开电脑，向那些从不认识的陌生人袒露着他们真正的心灵……
为什么要过得比别人好？
达尔文说：“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歌德说：“天才所要求的最先知和最后的东西都是对真理的热爱。”
贝佛里说：“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具有狂热者的热情。”
一个叫布特列洛夫的十九世纪俄国人，他从中学开始对化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一次他在宿舍里做实验时发生爆炸，于是他被罚站在学校的食堂的一角，脖子上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是惩罚者为了嘲讽他而写的三个字：大化学家。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布特列洛夫对化学的热爱和兴趣。20年以后，布特列洛夫最终以具有创造性的有机化学的结构理论，而终于获得了名副其实的“伟大的化学家”的称号。
英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古道尔，她从中学起便对研究黑猩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此，她后来独自一人在热带森林中于大猩猩一起生活了十年。在深入研究了大猩猩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后，她写出了《人类的近亲》和《我在黑猩猩中生活》等书，为人类学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动物学家齐伊·亚当森，她为了深入地研究动物，从26岁起就来到了非洲肯尼亚的热带丛林中，而且竟然一呆就是43年。期间，她曾亲自捕获并驯养了一头名叫“爱尔莎”的小狮子。后来他为此还写了一部专著《野生的爱尔莎》。当齐伊·亚当森69岁的时候，他依然在肯尼亚的热带丛林中生活。最后她在一次与动物近距离接触时不幸遇难。
……
所有这些科学家的成就都来自于自身的一种兴趣和热情，以及由这种兴趣所导致的献生精神。世界上没有一项伟大的科学发明和成就是在一种被剥夺兴趣后所完成的。人的巨大潜能只有在自我兴趣的强烈激发下才能被挖掘。艾迪生可以被开除，但你泯灭不了他对发明的兴趣，布特列洛夫可以在脖子上被挂牌取笑，但你扼杀不了他对化学狂热的兴趣。因为真正的成就从来就是来自于创造者本身内在的巨大动力，而不是一种泯灭个性的僵死教育。我始终坚决地认为：世界本身毫无意义，任何外部世界的意义只取决于一个人对它的知觉并认同。我思故我在，世界只不过是“我”眼中的一种存在。任何没有“我”的人，只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但却不具有“人”的意义。人是什么？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自我意识。所以人才会在镜子面前打量自己———或是涂脂抹粉或是顾影自怜。但动物就不会，动物一旦站在镜子前要么恐惧要么就向镜子中的“那个”东西发起攻击。所以我说，一个人假如一旦失去了“我”的存在，那么他与动物的差别也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被剥夺兴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了。因为任何对人生和世界失去兴趣的人，其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一种苟延残喘。在这样的群体中，你不要指望会有什么创造发明；你也不要指望中国的科学技术会在他们身上有所超越；在这样的群体中，你就把诺贝尔奖视为挂在海王星边上的一块巧克力而永远垂延三尺吧!
据说最近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周末恐惧症”一族。这种人据说是一到周六周日就恐惧，就无所事事，他们没有任何兴趣，他们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读书，不喜欢与人聊天，不喜欢逛街，不喜欢交朋友，甚至不喜欢恋爱，总之什么都不喜欢，就习惯每天像机器人一样工作。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没有幸福也没有悲哀，老板一喊。野兔似地就串过去，电话一响，神经质地反复helou，没事手里就拿支笔在一张便笺上画十万个问号，就像十万个为什么。就这样，在一个机器化、标准化的工业社会里，人在变成一台机器的同时又被标准化了：学习被标准化、兴趣被标准化、考大学被标准化、成功被标准化…… 就是在这样一种被标准化的一系列过程中，恰恰人把自己给标准化成了“非人”!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延续至今的人类最大的悲哀。
尼采曾经在他的《偶像的黄昏》一书中这样愤怒地写道：“十七年来，我不疲倦地揭露我们当代的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影响，科学的巨大范围如今强加于每个人的严酷的奴隶状态……生命是患病了，病于工业和机械主义的破坏人性，病于工人的非个人性……人们现在手里拿着表思想，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总怕‘耽误’了什么事的人一样活着”。
其实中国人原本不是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事实上是非常从容和谵泊的。佛教进入中国之所以最终变成禅宗，实际上是中国人对现世生活一种非常入道的潇洒。我们的老祖宗能够得心应手地把现实与洒脱玩弄于心灵的平和之中。曾几何时有一位僧人问慧忠国师：“永世不灭的佛法是什么？”，国师面带着一种超然的微笑轻轻说道：“你去把那边的水瓶替我拿来。” 于是僧人按照国师的吩咐拿来了水瓶，国师又说：“再搬到原来的地方去吧!” 这就是佛法。依我看，中国古代之所以为世人流下了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正是我们那种怡然自得中飘扬的灵性闪动和悠扬。
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一颗平常之心。我们都被一种无形的、非我的、西方的、物质的以及焦虑的目标搞得神魂颠倒。中国人原本的那种洒脱不见了，我们活在一个别人为我们指定的规则里面，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别人为我们铺就的一条通往心灵死亡的道路。于是在一个没有了“我”的日子里，我们便开始“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为什么要比别人过得好》，这是发表在2002年第9期的《商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或许作者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在他倍受心灵疲惫之后的一种深深的感悟吧：
当中国人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将一直在别人的眼光和尺度中生活，幸福是别人眼里的幸福，痛苦也是别人看来的痛苦。加上过于强烈的自尊，很多人的人生价值顺理成章地简化成一句话：过得比别人好。
过得比别人好，意味着在学校里的学习要比别人优，得到的表扬要比别人多，学校的名气要比别人大，学的专业要比别人好，分的单位要比别人强；过得比别人好，意味着在单位里地位要比别人高，工资要不别人多，人缘要比别人好，提升要比别人快，部门要比别人显要，成绩要比别人突出；过比别人好，意味着房子要比别人宽大，车子要比别人高档，老婆要比别人温柔，儿子要比别人聪明，情人要比别人漂亮……
因为要比别人过得好，所以我们不断地奋斗、努力，但一切总没个尽头，这件事刚过去，下一件事又来了。在没完没了的攀比和较量中，我们渐渐失去了本来可以拥有的闲暇和轻松，心情的 玄越绷越紧，于是笑容越来越少，感觉越来越累，最后终于让皱纹过早地爬满了面颊。
也许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们独自漫步在夕阳下的湖畔，面对粼粼的波光，我们会蓦然发现：人穷其一生追求的不就是这份潮涨潮落后心情的平和于宁静吗？但一番感慨之后，我们还的继续投入到无修无止的追逐和竞争之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们要“过得比别人好”呢？
“人比人，气死人”，但整个环境如此，你不跟别人比，别人也会跟你比，最后的结果都一样。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外部力量上，但内心深处又对它极不信任，这就直接导致了我们在行为方式上和价值取向上自相矛盾。这是中国人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一个人活在别人的标准和眼光之中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悲哀。人生本就短暂，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更是不多，为什么不能为了自己而完完全全、真真实实地活一次？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脱离总是建立在别人基础上的参照系……
当我们把“过得比别人好”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入了民族集体无意识设下的圈套。它像童话里的红舞鞋，漂亮、妖艳而充满诱惑，一旦穿上，便再也脱不下来。我们疯狂地转动舞步，一刻也停不下来，尽管内心充满疲惫和厌倦，脸上还得挂出一副幸福的微笑。当我们在众人的喝采声中终于以一个优美的姿势为人生画上句号，才发现，这一路的风光和掌声，带来的只是说不出的空虚和疲惫……
其实，幸福是一种绝对自我的感觉，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平和与协调，一个人幸福与否，过得好不好，最终都得回归自我，都得经受心灵的捶打和拷问。只要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你就是幸福的，无论在别人眼里如何风光，你的心里仍然会是一片冰凉。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幸福。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了，自己这辈子到底要什么。
筋疲力尽的第一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其实商品经济是一个陷井，它是以物质量化的方式来颠覆人之精神的一种方式。它把你推上了一辆没有刹车系统的列车，并向着没有终极地的天堂驶去。在这个征途中，每个人都探出头，在遥看着前方的同时，又彼此监视着各自的动态。谁都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谁都希望超越他者而成为领跑者。于是，我们每个人几乎从小到大无论什么季节都是满头大汗，我们活得很累。尤其是当奥林匹克精神被莫名其妙地视为一种生活追求之精神动力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患上精神癫痫症了。我们为什么要求人人都要追求第一？我们为什么只把第一视为英雄？这世界上有多少个第一可以让一个十三亿人口的民族为之癫狂？我们的优秀教育资源本来就紧缺为什么整天还要一个劲地煽动所有人都去考北大、清华？我们大学本来就有限为什么非要认为一个人只有考上大学才算成功？我们有多少空间可以让数亿人都当上ceo？我们有多少财富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老板？如果我们没有为什么还要一天到晚地鼓动人人都要追求卓越、发家致富？什么卓越？为什么你说这是卓越就是卓越？我为什么要成为你所谓卓越笼子里的一头困兽？我能不能有我自己的卓越方式？我就认为我摆脱一切凡尘俗世而成为一个宁静的“麦田守望者”这就是我的卓越不可以吗？我们为什么要梦着别人的梦？我们为什么要路过别人的路？我们为什么要兴趣着别人的兴趣？我们为什么要成功着别人的成功？我们为什么要悲伤着别人的悲伤？我们为什么要幸福着别人的幸福……
“我”是谁？当这样一个违背所有语法逻辑的问句开始嘹亮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停下马拉松似的脚步来冷静地想一想吗？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着？
有一位叫刘海鳗的中学生，她为了她的那个“第一”而活得如此筋疲力尽、胆战心惊，我们不妨来听一听她的心里话吧：
无论是在班里，还是在年级我都当之无愧的被称为第一，班里的一班之长，年级赫赫有名的团支部书记都乃此人也。成绩更是无人可及，不用说，想必大家也猜得到，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定会有不少羡慕、赞许、嫉妒之人。那些羡慕与赞许的人定是离我的现状相差甚远，有高不可攀之感，所以只有羡慕与赞许的份儿；而那嫉妒之人一种可能是因为自尊心过强，强过了头便成了嫉妒，另一种就是与我相差无几，心里不服气造成的。
在他们眼里我肯定是个完美主义者，没有忧愁，烦恼，又深受老师宠爱，还担心什么呢？一心只管在这茫茫学海中悠闲的划着自己的小船，便可以一路遥遥领先。但他们哪个晓得我为这“第一”付出的代价，我怕考试，但这也正是我的骄傲与自豪，当考试铃声打响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很复杂，有兴奋有紧张，有……而当考卷被我答的满满当当的时候，心中只有一种感觉，就是欣慰，平时的苦没白吃。但问题也随之发生了。我总有一种恐惧感，我怕第一不再属于我，哪怕是不被人重视的一次小测验，我也不允许自己失败，也许是因为我太一帆风顺了！
当深夜人们都已进入了甜蜜的梦境时，院子里一片寂静，微风吹动外面几棵刚刚发芽的小树。坐在写字台前温习功课的我，突然也感觉到了一丝凉意，抬头透过窗子看见天空中斑斑点点的星星，和那未圆的月亮，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已经到了深夜。看看表——1：30，关好窗子，收拾好书包，一头扑在床上，真累呀！想想这一天上九节课的滋味儿，回家还要做作业、复习，但是为了“第一”，值得。可我更怕了，我怕这辛勤的耕耘换不来丰硕的果实，更怕班里那些才子们。他们个个都聪明绝顶，而我没有一个聪慧的头脑，更不会有比别人多的运气，只是凭着多年来的勤勤恳恳。难道15岁就该是这样死气沉沉的学习，没有点活力吗？
但是为了让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得以满足，为了考场上的一时欣慰，我选了一条自己的路，现在中学生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当得不到别人理解时，我也常拿这句话自慰。
还有一年多就要中考了，我怕自己不能考个理想的成绩，考个理想的高中，想起来就怕。为了学习，我简直就是拼了命，我失去了自己更多的空间，自初二已来，我几乎没动过家里的电视、录音机、自己心爱的玩具，因为我知道那会影响学习。有时我常想，付出了这么多，会有结果吗？这还是个未知数。我只不过是农村地带一所普通中学的一个学生，再好管什么？只不过是只井底之蛙。我有些迷茫，有些动摇，真怕自己选错了路。
一个15岁的中学生，从表面上看她有一副令人羡慕的“第一”气派，诚然也是一个深受老师称道的好学生，当然更是我们如今社会评价系统中的一位优秀学子。肯定有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她一样“优秀”。可是我们看到了吗？在她的心中，她的苦，她的累，她的心痛，她的自身被无情地剥夺，我们有谁知道？从初二开始，她就没有看过电视，没有动过录音机，更没有与她那些心爱的玩具共享天伦。当凌晨1∶30分所有人都进入了甜蜜梦乡的时候，一个15岁的少年却还在枯坐灯下为了那个“第一”。我们难道不觉得这很残酷吗？这种第一能意味着什么呢？能说明她今后就是一个优秀人才？即使她今后能考上北大、清华又如何？一个被泯灭了童趣的人不会有太丰富的想象力，一个被剥夺了自我兴趣的人不会从内心深处激发起一种强大的创造。当一个人最终仅仅为了生存而与自己的人生志向南辕北辙的时候，那么一种激情被泯灭的同时则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行尸走肉的“成功者”，仅此而已。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有当他的行为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种本意需求和冲动，那么无论他如何疯狂地为之付出，人们都无可厚非。哪怕他为之付出了生命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人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应该予以高度赞赏。(当然这里是指把邪恶排除在外的一种有益于人类的行为)
作者的亲身经历
说实在的，我本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没有受到过良好的基础教育。我们走进这个社会的时候几乎是一张白纸，我们那时没有选择，中学毕业后我就被别无选择地分配到了一家翻砂厂当工人。而且一当就是八年。然而在每天繁重的劳动中我始终没有失去自己对艺术强烈的兴趣和热爱。我考过三次大学，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但我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对自己的信心，在每一次失败的同时我对艺术与哲学的兴趣却与日俱增。我经常在60度高温的大炉里面边修炉子边思考着康德对这个世界的解释。那个时候大学就像一座遥远的天堂，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那时候我没钱买书，每月三十多块钱工资我全部交给了母亲。那时候我很想弹钢琴，但拥有钢琴却像是一个童话，只能在梦中冥想。于是我就每天干完活之后，偷偷地溜出厂，到我家一位邻居工作的幼儿园里抚摸琴键。那时我没有老师，也没钱请老师，就是凭借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兴趣与莫扎特和贝多芬共舞，尽管我总是觉得自己身上那肮脏的工作服实在是对不住那美妙的音乐，但我别无选择，因为我是从工作时间偷偷跑出来的。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在逼着我学，所有的动力和激情都来自于自己的兴趣。当我今天看到那些考大学的孩子们是如此的得到近乎帝王般的待遇时，我想起我当时考大学的境遇时，我有时候会掉泪。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信，在整个考大学的过程中，我没有休息过一天，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今天依然在上夜班，在别的工人白天正在睡大觉的时候，我却在考场上奋笔疾书。而到了晚上我又得去上班，第二天一早我还得去考试。这在现在看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正是我的经历。然而就这样我最终还是考取了，成为了全国仅招的五名学生之一。在这五个人中间，我是唯一的一个以工人的身份考入的。除此之外，在这整个过程中，我经历了一系列近乎天方夜潭似的遭遇，我相信如今没有几个人会遇上这种遭遇的，但我最终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挣扎，走进了大学。记得在那一天，当我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曾经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梦想啊，今天我终于实现了! 我发过誓，终有一天我要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这是一代人的精神炼狱和不屈的灵魂!
进入大学以后，突然开阔的视野让我的思维如虎添翼，我一直不甘心只局限于一种专业的领域。于是一种更广大的兴趣便油然而生。在系里我是有名的不务正业者，因为我认为对任何一种现象作出评价必须是一种整体性的，我始终相信中国传统中医理论中所包含的整体观念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贪梦地吮吸着一切可以读到的书本和知识。在我以后的经历中，已经证明了通过一种广阔的视角来论述一种局部的现象，才有可能真正达到一种深度。我从来就不迷信什么权威，记得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系请来了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像跟小孩讲课似的给我们讲课。我们马上与之交锋，希望能深入探讨一些问题。谁知一深入，才知道这位教授的博士生所研究的课题居然如此肤浅! 还是歇了吧，哈佛的光环从此在我脑中幻灭,不过如此!
从学校出来后，我当过记者、编辑；我做过自由职业者；我策划并实施过众多的大型活动；我是第一批成功操作中国真正商业性演出的经办者；我当过一家大报的执行主编；我做过专栏作家；我出版过专著，并在所论述的领域内至今无人超越；我应邀为一些大企业作营销策划；我曾经在八个月内让一个企业的产品销量翻了五倍；我组织过一个专家营销团，所有的人员都来自于著名大学和行业佼佼者；我做过生意；从2003起，我又开始退隐“江湖”，潜心写作……
我上述所有的经历都不能用我学的专业来涵盖的，更主要的是一种兴趣使然。我认为，一个人要长期保持一种生命活力并有所创造，其关键就是始终要有一种冲动，而这种冲动的来源便是兴趣。尽管我是从二十多岁才开始了正规的读书生涯，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管在别人眼里我是不是一个成功者，但我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成功者。因为至少，我活得很洒脱。
2003年2月19日，《星空卫视》报道了一样一则寻人启示：北京市昌平二中的14岁的女中学生郝丽媛于2002年8月19日离家出走。她之所以离家出走，是因为自从她上中学以来，她的学习成绩就一路下滑，因此她受到了来自父母的严厉呵斥，于是学习就成了郝丽媛精神上的一种负担。在往后的一段日子里，她精神越是有负担，学习就越出问题，学习成绩越不好，其家长就越是呵斥。就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就产生了。终于有一天，郝丽媛以帮家里交电话费为名，手里拿着她母亲给她的电话费，悄无声息地离家出走了。随后其父母开始漫长的寻找历程。事后警方了解到，就在郝丽媛出走的那个上午，她一直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礼品店中徘徊了整整一个上午。这里也是郝丽媛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她喜欢毛毛熊，喜欢那些可爱的动物玩具。就这样，整整一个上午，一个即将离家出走的女孩把她的全部依恋留在了一家礼品店里。事后据营业员说，原本非常活泼的郝丽媛那个上午她看上去却异常的忧愁，当她面对毛毛熊那一双双天真可爱的眼睛时，我在想，她一定在心中暗暗的流泪，别了，可爱的毛毛熊，我就要走了，一个14岁少女的人生原本应该是灿烂而微笑的，但现实为什么会如此让人不堪重负呢？读书不就是为了让人能更潇洒的生活吗？但为什么现在要倒过来扼杀人的精神？谁能保证一个人永远名列前茅而不会有一时的低谷？为什么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理解？一声声鞭子一样的呵斥，一张张苦大仇深的脸都朝向一个14岁的孩子一起发射。疲惫的心灵本来就弱不禁风，何以承受如此冷漠的眼光，走吧，逃离一种鄙视，走吧，逃离一种嘲笑，走吧，逃离一种被颠覆的精神家园……
失去女儿的父母，半年来整天魂不守舍以泪洗面，妈妈每天必须要抱着女儿的衣服才能入睡，爸爸则在枕头下垫着女儿的衣服希望能在梦中见到女儿。他们每天在昌平的大街小巷中寻觅着女儿的踪影，他们在女儿那辆自行车最后停放的地方天天蹲守。尽管他们知道这或许是一种徒劳，但他们依然天天如此。
变态教育下的变态社会
这是一件让人很沉重的事，我们所有的父母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了，当这种事情正在与日俱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冷静下来检点一下自己的行为了，不要等到悲剧发生是我们才追悔莫及。人，活着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健康而快乐，任何与之相背离的东西都是一种附属品，能考上大学固然可喜，考不上大学而能快乐健康的活着同样可喜；人自己活着不要进入一种他人的圈套，不要给生命施加太多的压力，人在生命勃发的时候自然会勃发你拦都拦不住，一切都应该是因势利导。我们的心态要放松一点，目标不要定得太高，有时候顺其自然反而能无心插柳柳成荫。给孩子们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不要把孩子视为你的部下，你不要整天以命令的口气去教训他，你要把孩子看作是你的朋友，而你是他们的哥们、姐们，大家以平等之态来共同交流，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彼此都要互相理解，孩子是孩子，他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所以你不要以为孩子是自己意志的一个替身，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意志去塑造他，你对孩子最多只有股份而没有产权，所以你没有权利让孩子去成全你的梦想，你更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人，活着，归根到底是自己活着，然而我们有太多的父母却为了所谓的“面子”而为他人活着，让孩子考大学是为了“面子”，恨铁不成钢也是为了“面子”；孩子考上大学是为了“面子”，孩子考不上大学也是为了“面子”；想多赚点钱把自己搞的富裕些是为了“面子”，赚不了钱硬撑着也是为了“面子”；于是，就是为了这个“面子”，我们多少了人像着了魔似的上蹿下跳，仿佛人终其一生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持有一张早已变了形的“面子”。当电视上那些痛哭流涕的父母在一遍又一遍呼喊着自己已经出走的孩子之名字时，我有时候真不知道是应该同情他们还是诅咒他们，早干嘛去了？为什么一定要到悲剧发生的时候才幡然醒悟？但，更应该被诅咒的，我认为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是我们目前对那种所谓“成功”的变态追求！就是在这种变态之中，人人都成了马戏团中的被训之兽，并都在被逼无奈地状态下穿越一个个火圈。这时候，应试教育就像是一个手拿鞭子的驯兽员，手里拿着一块被充过水的“假肉”，当你穿过一个火圈时他就扔给你一块，当你没穿过火圈时，训兽员就马上与被他早已收买的那些父母们一同向你挥来鞭子，于是你只能擦干眼泪继续伤痕累累地穿火圈，只到你身心极度疲惫地穿过最后一个火圈时，只见训兽员拿起鞭子往出口处一指，这是你才满头大汗两眼模糊地发现：哦，那就是北大、清华呀!此时你已经双腿发软并颤抖不已，父母在身边为你领着包扛着行李并任兼职保镖。就这样，一个“成功者”被庄严地宣告诞生。然而至于这个“成功者”日后的成长却再也没有人过问了，因为考上大学尤其是考上名牌大学就已经是一种成功的终极目标了。这时，应试教育已经完成了它的神圣使命，小学、中学又为多了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而多了一项资本，而这种资本的增加可以保住重点学校的地位，或者升为重点学校，而如果升为重点学校或是保住了重点学校也就意味着“金钱”可以大大地装进腰包。
“赞助费”，这个在所有实行义务初等教育的国家中，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创举! 有一个中学生在全球教育网上这样愤怒地写到：“我们学校今年高一有400人，掏了两万的就一半！当教育与经济相连的时候，亡国正在加速！”
一种变了态市场经济蕴育了一种同样是变了态的教育，而一种变了态的教育又培养出了一批同样是变了态的学子。当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成功”的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成功者”们究竟是一付付什么样的嘴脸：
据2003年1月22日的《武汉晨报》报道：
近日，湖大一些大四学生寝室清晨电话铃声一片，原来是家长专门打电话叫起酣睡的学生，以防误了期末考试。据该校人文学院的王同学介绍，大四只开了两门课，课上得少，也养成了爱睡懒觉的习惯，到了考试时怕起不来，所以让父母每早通过电话铃声将自己叫醒。
王同学的班主任认为，由于课程较少，大四学生习惯了晚睡晚起的生活规律，常有学生因此上课迟到，父母每天电话催学生起床这一现象，反映出大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不强。
据2003年2月23日的《武汉晨报》报道：
在武汉某高校的网上论坛，一个“大四下学期怎么过”的话题跟帖甚众，回答五花八门，但实际内容均为“玩”：“睡觉睡到自然醒，打牌打到手抽筋”，“睡觉--吃饭--通宵看碟打游戏--踢球……”
据2001年12月24日新浪网的《新闻晨报》报道：
(案例1)阳光教授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刘金华告诉记者，一位女大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是学习尖子，大学毕业后又被保送读研，老师和家长都对她寄予了厚望。即将毕业时，开始找工作的她却几次碰壁，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变得不愿意与同学交流。后来，她竟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案例2)黄同学是语文课代表，写的作文优美流畅，经常作为范文在全班阅读。正处于青春期的她，后来与一名男生谈起了恋爱，也许由于爱情的激励，她的成绩并没有下滑。但有一天，当她看到自己的男朋友与另外一名女生在一起时，彻底崩溃了，留下一封遗书后便割腕自尽。
(案例3)陈同学曾是班长，是班上大小活动的积极分子，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一路领先，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老师每次在班上列举表扬的例子，他都是名列其中。然而一次外语考试，他却从以往的第1名掉到了第10名，从此，他变得沉默寡言，也很少再主动提出搞一些文娱活动。后来经医院诊断，他患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据2002年3月3日《南方日报》报道：
上大学，如今已基本成为父母、教师及学生们全力以赴奋斗的目标。在这种一味强调学习好比什么都重要的环境中，孩子们在师长的重重“关爱”下，大多成了学习的“巨人”，生活的“矮子”。然而，一旦他们离开师长的保护进入大学独立生活时，对生活、交往等方面涌现的新问题往往不知所措，并由此引发出心理疾病。北京、江苏、江西、山东、广东、上海等省市的一些高校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状况跟踪调查表明，大学生中有抑郁、焦虑、社会恐惧、自卑、过分依赖、神经衰弱等心理疾病的人数要高于一般的社会青年，这说明大学生是心理障碍高发人群。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对清华毕业班学生所做的研究表明，约有60%的学生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而且大部分学生对压力的处理没有信心。江西省仅1999年1月至10月，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的恶件是1996年的3倍。这些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形势是严峻的，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学业的顺利完成。
据2003年1月10日《中国新闻网》报道：
福建师大四名博士硕士生因考试因作弊被开除。
据2003年点2月11日《新快报》报道：
特别关注：傍大款的女大学生… 这是一群特殊的女孩，她们拥有令人向往的青春，姣好的容貌，还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作为漂亮的大学生她们是令人羡慕的；然而，阳光下的她们却有着见不得阳光的身份———傍大款的“二奶”……
据2003年2月 24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2003年2月21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在武汉三阳路解放大道路口，一位青年男子突然当众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又蹦又跳。事后人们才知道：此人因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此次到武汉是来打工的。据一位目击者说：“他是看到人就怕，用布蒙住他的眼睛就好办了。”说着他和民警牵起一条床单，一步步靠近裸男。该男子紧张地缩成一团，曹先生和民警猛地合拢床单，将其头紧紧包住……
普及弱智教育？
我们不知道来如何评价这些所谓的“成功者”们。当大四的学生正在忙着“打牌打到手抽筋”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们正在用这种方式补偿着他们曾经被剥夺的生命童趣？当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居然每天要靠父母的电话铃声才能起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人只能看作是一个徒有人类高级智商的行为弱智动物？当一个个成绩优秀的学习尖子一遇上挫折就割腕断命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当下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只能成为恒温室中的蜡人而供参观者瞻仰？当那些漂亮的女大学生争相成为大款之“二奶”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些人读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傍上更有钱的款爷？当那位一丝不挂的大学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而当众裸跳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已经无法承受一个“成功者”的落魄而精神失常？当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告诉我们，即便是从清华毕业的学生，他们当中仍然有很多人背负着沉重心理压力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大学生普遍成为心理障碍的高发人群时，社会也将会因为这些人的心理障碍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病态的社会？
我们似乎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当一个社会只把学习成绩和学历来作为“成功”之标准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一定是被颠覆的。因为学习本身只是为今后的成功打下某种基础而已，但与成功本身毫无关系。一个在高考中数学考了 144分的人根本就证明不了他今后就会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同样，一个在高考中语文考了 130分的人同样证明不了他今后就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与此同时，即便你是以各省市状元身份考入北大、清华的又能证明什么呢？大家想想看，被我们媒体一直猛炒的北大、清华的历届状元们，有几个日后成为大科学家、大作家以及大发明家抑或是大企业家的？有几个高考状元日后同样成为某学科顶尖泰斗的？有吗？我们的教育真的病了，我们得了一种谁都诊断不出的怪病!我们把一种仅仅是手段的东西看成了一种目的，我们把一种人生的某个驿站当成了终点来大肆庆典。我们在提高人智商的时候自己的智商却在一路崩盘，我们已经被一种怪病给套住了，而且还在继续往里增加股资，到头来几乎人人都赔得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而桩家却在暗中开动着一亿台点钞机日夜加班：想进重点小学吗？交钱!想进重点中学吗？交钱! 想进重点大学吗？交钱! 想读mba吗？先交几十万! 如果你没钱，歇一边去！
令人高兴的是，国家终于决定每年拿出 2亿元人民币来设立国家奖学金，以专门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我希望国家能够加大这种对教育的投入，因为 4.5万名学生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里实在是沧海一束，只要我们那些贪官污吏们每年少贪污一些，或许就能挤出20亿领头来再让45万名悻悻学子们回到他们的课堂，拜托了。否则终有一天我们自己的祖坟都将被自己的孩子挖出来当作文物来贩卖!
2003年2月13日，中国教育部组织了一百名专家学者，以“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研究”为议题进行了课题研究。专家们指出，目前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着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供给不足，国民总体文化程度低，低素质人口数量具大；优质教育资 源匮乏，远不能满足需求；办学条件差；政府与全社会的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不够。
第二、结构失衡，高层次人才极为紧缺；城乡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反差强烈。
第三、体系不全，学校教育体系过于封闭；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不健全。
第四、机制不活。
专家们同时指出了应采取的十项措施，其中包括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部免费。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目前中国教育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同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希望，因为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即便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经费大大投入，即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走进学校，即便我们通过上学学到了文化知识，但假如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依然如故，那么我们最多只是多了一亿会背几首唐诗能读懂报纸的人；我们最多又增加上几千万坐在高考补习班里的考民；我们最多又增添了数量更多的“打牌打到手抽筋”的大四学生以及具备高智商的行为弱智者；我们最多再让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来统计一下具有心理障碍的大学生又增加了几倍……仅此而已。到那时，我们的高级人才会依然紧缺，我们的各种大师将仍然稀罕。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因为教育的普及只代表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它并不代表教育质量的提高。这就像生产一百个产品其中只有一个合格的产品和生产一万个产品其中也只有一个合格的产品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无非就是增加了九千多个废品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数量能代表质量，这是两码事。在钱学森、杨振宁及李政道时代，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我们现在有很人多都上了大学，读了博士，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超越他们呢？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把中国人折腾得疯疯癫癫的，谁被提了一次名都会让中国人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然而这时谁也不会去深思一下，一个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假如没有这些必须的环境，你就是遥想一万年也只能把不断死亡的脑细胞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学理科的博士生住的一间墙壁发黑的宿舍里，他老是觉得屋里的光线太暗，于是他就一个劲地换灯泡，从15瓦一直换到60瓦，可屋里光线还是很暗。但他不能再换灯泡了，因为再换就要跳匝了。于是无奈的博士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眼睛的度数与国民经济一同快速增长。后来他的宿舍又被安排进来了一位学文科的硕士生，博士告诉硕士，这屋太暗，你还是想办法换一间吧。免得以后把眼睛给搞坏了。只见硕士看了看房间，笑着对博士说，“如果你头发脏了怎么办？”博士觉得这位硕士问的问题有点傻，毕竟只是个硕士嘛，对吧，哪能跟我这个博士比呢。于是博士有点不屑一顾地对硕士说：“那还要问，用水洗洗不就行了。”“假如水本身就很脏，那你的头还能洗干净吗？”硕士接着问博士。博士被问得有点犯晕，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几天后，博士从家中回到宿舍，一进门傻了，但马上又急了，怎么这么亮堂!于是他赶紧问硕士：“你把灯泡换成多少瓦了，一超过60瓦我们这儿就跳匝你知道不？”只见硕士抬了一下眼皮，告诉博士：“我没有把灯泡的瓦数换大，相反我把它换成40瓦了。”博士更傻了：“不可能，换小了怎么可能比原来还有亮，你可别蒙我”!只见硕士有点不耐烦了，一脸藐视地看着博士，说道：“怪不得别人老说你们这些学理科的人脑子就是一根筋，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你只知道房间黑就不断地换灯泡，难道你没想过这房子的墙黑成这样，灯泡再亮有什么用？你没看到我把墙刷白了？” 只见这位理科博士这时才注意到了原来发黑的墙壁已经在洁白的立邦漆中处处放光彩。博士这次是真的傻了，只见他瞠目结舌，两眼透过厚厚的镜片扫荡着满屋白墙，汗开始渗出他的皮肤形成露珠，他的大脑像似被桑塔纳重重撞了一下，晕得厉害。此刻他想跟硕士说些什么，但他看见硕士正躺在床上看着一本书，书名是《一个智者与一个愚者的对话》……
该反思的是教育本身
别以为这只是一个故事，真的，如今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一说起教育规划，我们规划者的思维就是如何增加教育投入、如何多盖几个学校，如何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教育等等，这自然没错。但是我们似乎从来都不考虑我们应该制定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培养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教育出一代有良好道德品性的人？固然，灯泡是可以越换越亮，但我们目前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保证财政不跳匝，即使能保证不跳匝，那么在一片黑墙之中的光明能保证不让黑暗来吞噬？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人人在道德沦丧的厮杀中如何凭知识技巧去抢得一块面包，还是试图创造一个平和而充满道德美感的社会让人们从容地获取财富？一位北大的中文系硕士生在他的《火与冰》一书中痛心疾首地写到：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理查·莱曼在《美感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授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对教育本身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因为当一种教育正在舍本逐末地灭杀人之根本的时候，我们所培养出来的无非就是一些手段更高明的掠夺者而已，因为知识，一旦脱离道德和教养，它无非就是一种技能，它在成就一种辉煌的同时同样可以制造罪恶，难道我们还见得少吗？博士作弊、教授剽窃、专家制毒、拥有高学历的企业家大肆行骗、就连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都在制定十条《自律准则》来呼吁院士及科学家们要“捍卫科研净土，院士带头自律。模范地恪守法纪和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恪守科学道德准则；一切以国家、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为归依，做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在这种时候，假如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传授知识这样一个浅层次上，在这种时候，假如我们还始终沦陷在一种对考试状元的顶礼膜拜，那实在是太可悲了!当一个民族都来哄抢一本文凭并视其为成功的时候，我们所丢失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勃发的生命力，而且在这样一个被哄抢的过程中，我们还丢失了我们这个民族应有的道德感和教养。因为就是为了这样一本文凭，我们很多人被剥夺了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很多人被剥夺了生命本来应有的灿烂；很多人被一种既定的灌输而失去了自己动如脱兔的思维；很多人是被一种教育模式而雕刻成的一尊塑像；很多人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道德培养和良好教养的形成；很多人在得到知识的同时失去了很多人之为本的东西。到网上去看一看吧!有多少学生在哀述自己不幸的经历；有多少学生在叹息生命中无暖的冷酷；有多少学生在网络中发出苦闷的半夜鸡叫；有多少学生控诉着当下的应试教育……
1992年的一天，一个12岁的加拿大小学生在巴西“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作过一次感动了整个世界的演讲。这天，这位叫塞文·苏佐克的女孩面对全世界所有的成年人激动而慷慨地说道：
我们是从加拿大来的一个4人小组，都是12岁到13岁的孩子，我们筹集了路费，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是想告诉你们成年人：必须改变你们的方针和路线。
我们没有什么神秘的使命，只是要为我们的未来抗争。你们应该知道，失去我们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这绝不同于政治选举中的一场失败，或者股票市场上的一次失利。
在这里，我要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说话。
在这里，我要为全世界饥饿的儿童说话，因为他们的哭泣没有被人理睬。
请不要忘记你们为什么参加会议，你们在位谁做事。在你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中，有我们吗？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将要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让我们好好来听一听孩子们的心声吧! 是啊，当你们在制定教育规划的时候，有我们吗？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决定将决定着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你们知道我们的心声吗？你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吗？当你们成年人在为我们孩子制定教育规划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不错，我们是孩子，但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思想，孩子有孩子对未来的看法，你们能不能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能，还是不能；听，还是不听；当然这只能取决于成年人的决定。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长者意志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孩子永远只是一个默默地承受者，因为心灵的幼小，所以就只能承受；因为幼小而没有权威，所以只能被权威统治；因为在权威的统治下没有发言权，所以只能被迫地接受一种生存的方式。但，后喻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这种长者意志统治一切的时代已经开始风雨飘摇……
逝去的是一种记忆
在记忆中把它坐化成一件古董
所有捕捉星际的企图
都是我生命的璀璨
下雨时你习惯躲在屋檐下
我却喜欢在雨中沐浴天堂的眼泪
坐不住的风景诱惑着我
赤足穿越地心把世界重绘
收起你严厉的目光把快乐连同书包
送给我又一个童年生日并一起舞蹈
——赵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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