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仿佛酒醒了，我后悔不迭：天哪！我真的对方晴说了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吗？我真的像个小市民一样，斤斤计较，对她无理取闹吗？
我赶紧写了张字条。
方晴：
请原谅我今晚的无礼。也许我还是小孩子吧。你那么快乐，我应该为你高兴。祝你幸福。
毕小明
把字条从方晴房门下塞进去之后，我一个人出门散心。夜空静谧深沉。没有风，树影纹丝不动。草坪间的虫鸣时有时无。丁宜圆的生日晚会让人沮丧，但这都过去了。方晴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我想起上学期我对她的痴迷。我想起爱丽丝，想起我们第一次亲吻的情景，我心里甜丝丝的……
回屋后，我给家里打了电话。约好在半夜十二点，我有时忙学习，有时心情不好懒得跟他们说话，往往错过了，所以已经一个多月没和他们通话了。电话的那一头，妈妈照旧嘱咐我吃好睡好，别为难自己，多跟家里联系。爸爸接过电话，告诫我要努力学习。我说赵荣和丁宜圆恋爱了，他沉默了片刻，说学习要紧，恋爱是成年人的事。
学期将尽，功课一阵紧似一阵。办公室不是准备考试的最佳场所，还是图书馆好。哈佛校园里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星罗棋布。其中widener最大，正厅的天花板很高，人走进去觉得空旷，阅览室和藏书室一个接一个，整个建筑纷乱复杂，像个迷宫。但widener并不收藏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书，我闲暇时去那里涉猎社会学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准备专业课则呆在cabot science图书馆，或者a系的图书馆。a系的图书馆不大，里面的气氛尤其宁静悠远、远离尘嚣。一排排书架之间散布着几张古老而依旧结实的大写字台。墙上挂着获得过w奖或f奖的教授的照片，不少人白发苍苍。
记得我第一天来系里，就站在那里看照片，系里的一位秘书向我介绍教授和学生的情况。一位教授恰好进来，匆匆和我们打了个招呼，借出一本书，又匆匆走了。
“这是q教授，他的照片在这里，”秘书指着一张照片说。照片上，q教授和另外几位老教授在聊天。人们举着酒杯，笑容满面。
“当然，这是十多年前的照片了，”秘书说，“所以不像q教授——现在q教授头发少了。”
“少多了，”我说。
“对，一般来说，大家头发都少了。”
“看来要掉不少头发才能当上教授呢。”我盯着照片上头发稀疏的q教授，若有所思。秘书一笑。
有时我还去燕京图书馆看书。那里收藏了大量中文、日文的书籍。图书馆建筑面积不大，门口立着两个石狮子。进了门，前台常站着一个和蔼的老头，五十多岁，戴黑框眼镜，风度翩翩。他是日本人，拿过三个博士学位，见人就礼貌地点头，日本式的口音磕磕绊绊。据方晴说，老头虽然乐于助人，总跑来跑去，实际上都是白忙——他忙了半天，你要借的书还是没找到。阅览室陈列着各类中文期刊，墙上有些中文字画，坦白地说，不算精品。
这天我在阅览室看书，身边恰好坐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此人已经谢顶，身子圆鼓鼓的，右手戴着一个金戒指，上面嵌着一颗钻石。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字，龙飞凤舞，不时停下来翻翻杂志。我好奇地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他是作家，在写小说。他一直写到阅览室关门。一起出门的时候，我问：“您在写什么题材的小说？”
“噢，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原来是这样，”我笑道，“我以为作家都写大事。”
“其实写作的目的就是把无聊小事写得有意思，让人乐意读。”
“原来如此……”
作家见我在听着，兴奋起来：“我是农村出来的。农民的苦太深太重了！所以我要写小说——我要歌颂农民。我也是农民！”
“您看来挺关心他们的疾苦。”
“谁不关心自己的父老乡亲！我来哈佛进修一年，时刻都不敢忘记自己是农民。一想到这个，我就有了动力，小说就写得有意思。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展示农民的劣根性的。”
“不过，”我皱了皱眉，“您不是要歌颂农民吗？”
“当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家说，脸上的表情很沉重，“但我的确深爱着农民。来哈佛之前，我回了一次乡下老家——那是一个贫瘠的小山村。可我的父母和兄弟都对我那么好。真的非常感动！一进村口，我看见母亲在老屋门口候着我，就连忙吃了一口土！”
“吃了一口土？”我糊涂了，“您摔了一跤？”
“不，我从地上抓起一块土，就塞进了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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