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屡禁不止的贪腐。除了体制上的寻租空间以外，最关键在于外界物质的诱惑和自身掌握权利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衡。这些人大都是社会精英，在社会转型期，处于权利顶峰的他们看到外界许多财富的爆发增长，往往无法释然。加上对于自己言行，甚至人格的压抑，这种焦虑感更强。焦虑的结果就是去铤而走险，以求解脱和释放。有位贪官将拿来的钱藏在床底，并不使用，就是这种焦虑强迫症鲜活的例子。
三是一些富人的炫富消费。中国富人们的购买力已经不再是新闻，而是一种现象和常识。从美国、新加坡、香港、巴黎等地的名品店、免税店配备懂中文的服务人员就可验证。许多人卖名牌，表面看是跟风和追求时尚，本质上是自我的缺乏。他们买这些名牌，并非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希望通过这些名牌体现自己的身份，甚至获得社会认同。虽然他们属于 “先富起来”的那群人，但是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不能和公务员相比，由于历史的缺乏，也没有显贵的名号或家族可以标识，名牌、名车、豪宅就成了他们试图找回自我的异化手段。学历低的富豪们对于学历的追求，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此点。在中国企业家的履历上，你很难看到小学、中学，甚至大专的学历，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进修班、emba班获得了本科、硕士的文凭。没钱的小白领买的是假文凭，有钱的富翁们花钱得到的可是真文凭。美国许多类似的企业家恰恰相反，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始终强调他们是缀学的“坏学生”，以此来说明他们的与众不同和不循规蹈矩。美国企业家的这种“从容”恰恰反衬了中国部分企业家的焦虑感。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来这种标杆示范作用非常明显。现在全社会都在向“钱”看齐：政府考核gdp，企业家攀财富榜，毕业分配比工资，嫁人看住房。在物质人均值依然贫乏的中国，人们的期望和现实的距离依然巨大，使得人人都被物质煽惑得非常焦虑，造成了众多晚归的丈夫、远离亲人的农民工、夜夜宿醉的官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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