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被逐渐地吸纳到中国的“体制内”当中。但是很快，我们又发现不少负面新闻出现在中国媒体中。2008年，广东韶关市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思宜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一职，朱思宜因为贿赂当地官员当上全国人大代表而被查处，该案件一共牵扯当地30多位厅级官员 。 2009年，原安徽巢湖市委书记周光权因受贿、卖官而被查处，此案牵扯出安徽希玛伟业科技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喜帮、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顶峰，这两位民企董事长同样通过贿赂当地官员进而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 更有甚者，就是通过人大代表的头衔开始为所欲为。2003年，沈阳嘉阳集团的董事长刘涌因组织黑社会被判处死刑，并且牵出轰动一时的“慕马大案”，100多位沈阳市、辽宁省的政府官员下台，辽宁省前省长张国光也锒铛入狱。而刘涌同样有着一个冠冕堂皇的头衔——沈阳市人大代表。2009年，重庆发起打黑活动。在这场打黑活动中，多位民营企业家因为涉嫌操作市场、组织黑社会而被抓捕，其中包括重庆渝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强、渝西半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能、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等人，这些曾经的企业明星都是重庆或是下属区县的人大代表。
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背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初衷是将这些民营资本纳入到政治体制当中来，让他们获得必要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拥有政治头衔的民营企业家会出事？以至于让人觉得一旦资本和政治权力相接触，就会出现各种不可告人的事情。而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中国市场，分析其现状及其市场权力的来源。
一般来讲，在一个以法治为后盾的市场经济中，一些市场因素都是开放并且能够自由流通的，因此企业只要靠自己的实力和经营策略就能实现其盈利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现实是，一部分非市场的因素（例如行业的准入、项目的审批权等）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而这些非市场的因素往往还能关系到企业的成败。民营企业为了获得这些非市场的因素，唯一的途径就是向政府靠拢。因此，原本只是让民营企业获得话语权并向政府建言纳策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职位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成了打通政府人脉、进而获得更多非市场资源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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