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钱之初,性本善(希腊—罗马)(2)
这就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梭伦改革”。
实际上,梭伦所做的,远比解放“六一农”有意义。
颁布“解负令”后两年,雅典社会趋于平稳,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铸足值货币,货币增重(重量各说不一,各种货币大致增重在10%~12%之间)。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也使地理位置优越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被分为四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不同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等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力。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最终,“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利益。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无可牺牲,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由此,我们才讴歌改革,改革、改革,改而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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